《浪尖上的岁月》
2015.02.02 | 作者:刘茂才 文章来源:本网新闻中心 | 浏览:84184

     《浪尖上的岁月》

           

              刘茂才 著

 

 

       前 言

       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已经十一个多的年头了。而转眼之间,我也来到了八十岁的生命驿站的门口。作为一个研究员,虽然我无法停止手中的工作,无法停止自己的思想,经过八十岁的生命驿站后也还要扬鞭奋蹄,做一些想做而有意义的事情,但头上没了帽子,肩上没了担子,毕竟拥有了许多的宁静与从容。在这许多的宁静与从容里,我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听到社会各个层面对我的一些评价和议论。对于一个退了位的人来说,这些评价和议论的真实性程度一般都很高,也就时常促使我回过头去,打量以往的岁月,审视曾经的作为,尤其是那些与国家发生重大变革相关的一些经历和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位子上履职的过程。这些经历与过程,或称之为工作,或称之为学习,或称之为事业,或称之为担当,自己认为,都有许多值得咀嚼与回味的地方,也有留下记录自己珍藏或供后生参考的必要。

       我的人生轨迹有两个巧合。一是从求学到追求理想,与共和国同步;二是正当天命之年满怀壮志的时候,又与改革开放跌宕起伏的大时代同步。这可能就是我的人生岁月值得咀嚼与回味的原因所在。

       作为一个深受党和国家培育之恩的人来说,我无法选择自己的工作和职务,只能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但在党和国家交付的工作岗位上和赋予的职责中,我又是一个勇于独立思考和善于选择工作的思路和方法的人。这也就必然伴随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风险,甚至狂风暴雨。

       有的思想者说我是个改革者,有的改革者说我是个思想者。那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自己认为,其实,我就只是一个行者。只不过我这个行者,时常意外地站在了风口浪尖,把脚印留在了浪尖之上。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巨大变化的三十多年,也是我不断地选择、思考的三十多年,更是我人生中不断的跨越、选择、发展的三十多年。其间有我学科领域的跨越,有任职领域的跨越。这三十多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我在这段不算长又时常遭遇风恶浪险的时间内,却实现了三次战略性的转型。一次是由自然科学转型到社会科学,由地质学家转型走向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第二次是由高等教育战线的领导岗位走向了社会科学战线的领导岗位;第三次是由理论工作者转型走向文学创作领域。三次大的转型,既面临过巨大的困难,更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不同学科的转型与整合,往往容易带来创新的源泉,所以学科转型,更是创新的机遇,关键是如何思考与选择,如何确定其人生的走向。

       生命的意义在于学习与奉献,成就了他人,也成就了自己。成功的意义在于思考与选择的过程中找到机会,追求完美和最好的创业理念,让梦想成真,走向理想的境界。这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虽然这个目标常常遇到意外的转向过急,需要快速的调整,一时不能适应变化着的新情况,从而影响期待目标的实现,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中的感受是美好的。

       就在这部书稿即将付梓的时候,兴趣所致,一气呵成写出几段歌词来,然后自己谱上了曲子,亦名曰《浪尖上的岁月》,时常自哼自唱,甚是欢快。我想,它也应当是这部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将歌词辑录于此,让它带着一些节奏和韵味,为这部新作开篇吧!

 

我是一个浪尖上的创业者,

那怕狂风暴雨,恶浪滔天,

我都勇于付出智慧与艰辛,

在浪尖上追求完美的创业理念。

攀登人类的文明之巅,

鸟瞰世界,风光无限。

 

我是一个险峰上的探索者,

那怕山高险峻,路途遥远,

我都勇于付出胆识与勇气,

在峭壁上向真理之峰攀越,

感受追求胜利的酸甜,

放眼世界,光明无限。

 

我是一个思想交锋的挑战者,

哪怕交锋多么尖锐,变革多么险恶,

我永远是一个无谓的挑战者,

挑战人生,挑战自我、挑战威权

追求普世价值的文明理念,

期待梦想成真的理想乐园。

 

作 者

2013年4月18日

 

 

 

第一章 

意外的任职通知

低调做人,高端做事

外行领导内行的再思考

整合、不整合、假整合

块垒吐出是春花

红辣椒与霉冬瓜

第二章  

从一般地质学到特种地质学转型

蒙受不白之冤

从传统地质学向地质力学转型

兄妹聊天得到的启发

第三章  

与亲人倾诉 如释重负

遇上好官是一种缘分

神医佛手传奇

妹妹给我的新天地

贵人相助

第四章  “两论”

“两论”学习小组的“元老”

过程论与中介论思想

《中介论与相似论》

第五章  

高参之缘

敢以小智谋大业

案例分析与理论升化

智力资源向智力资本转化

——《宏观智力论》专著的问世

智力取胜与思想解放

第六章  

地矿部的“黄埔军校”

成功的开局

新知识和我的新机遇

第七章 

由教授治校之罪到教授治校之荣

教与学的经历给了我力量

高校与社会互为中介的思考

第八章 

省委的意外谈话和我的思考

接受“烘烤”,走马社科院

我是一个入伍的新兵

安营扎寨,兴家立业

第九章  

开放则活,封闭则死

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企业家俱乐部

没有实现的办学理想

出访法国,走向世界

第十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采访引起的风波

没有发出来的新闻稿

 “济公和尚”闹四川

第十一章  

破与立:重大课题招标

硕果累累,无限风光

对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性和现实性思考

胜在理性

第十二章 

在中央党校

职称评定与起用有争议的能人

中小型国有企业改革试点

省委书记与我们共商国企业改革

第十三章 

所谓“59现象”

“三讲”见人心

将要告别官场

安全软着陆

第十四章 

下课了,依然在路上

世态人心,真情几何

愤懑与精彩之片段

美国人要我去上课

流水浪花新世界

更加美丽娇艳的花朵

 

 

第一章    任

 

意外的任职通知

 

       1984年国庆节过后两天,即10月3日,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找我谈话,通知我调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并说:“今天是向你宣布省委的决定,而不是征求你的意见。”言外之意,就是无条件服从,没有任何选择、考虑的余地。这实在让我感到意外。

       意外之一:本人大学学历,专业是地质学,而且长期从事专业地质学,主要从事地质专业教学工作,并已担任成都地质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学科研,为什么突然转到一个与地质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单位去任职呢?

        意外之二:一直传说是调回地质部工作,怎么突然变向了呢?

        地质部领导也曾非正式地向我讲过,我的工作在地质系统内将有另外的安排。当时流传着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调中国地质大学任校长。地大不少专家学者也听说我要去任职,其中几个认识我的学者或写信或来电话,表示对我的认可和欢迎。之所以与地大的不少专家学者熟悉,主要是因为在成都地质学院工作期间,曾因为学院博士点的申报,与地质部学位委员会接触过一段时间;而地质部学位委员会几乎都是由地质界有影响的老专家组成的,而且他们都是学位委员会的委员,其中,多半就是地大的专家。为了申报学位,不仅要与这些专家在报告会上接触与交流,而且会下的沟通更多。当时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要让专家对成都地质学院的学科优势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且我在学位委员会上所报告的我们的学科优势,是对全院的学科整合后形成和提出的博土学科梯队优势显著,很快就得到了专家们广泛一致的认可。第一次就为地质学院成功申报了四个博士点,成为四川省第一个申报博士点最多的一所大学,既得到了地质部领导的鼓励,也得到了省上领导的重视,还要我介绍经验。我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学院学科整合优势显著,得到了学位委员会的认可,而其他高校则只是以系或教学研究室为单位进行学科配置,局限性较大,学科的优势难以彰显。而在这次申报工作中,与地大不少专家通过交流达成了许多共识,进而成为了朋友,所以听说我要调到地大任职,他们都非常认可。

       流传的第二个说法是回地质部政治部任职。1983年3月,地质部就派我带考查组参加了地质部局级干部的考查工作。当时地质部通知,让我带一个后备干部作为助手,代表地质部组成一个考查组,对几个省的省局领导作考查。地质部的种安排,自然引起了我的不少思考。当时我只是成都地质学院的一位副院长,为什么要让我来参与这么重要的工作呢?此时就听到过不少传言如说要让我回地质政治部任职等,而让我带考查组考查局级领导,很可能是对我调到地质部政治部工作一次实际能力的考查吧。想到这一安排,我就想到现在我们组织部门考查干部,这只是找相关同志谈话考查,而早在八十年地质部这种考查方式,我以为比现在这种谈话考查的方式好的多,不知这种实际能力的考查方式为什么没有人传承下来。这细想起来,地质部作这样的安排与传言调地质部政治部工作是吻合的。只是因为四川省委突然安排我做全省“七五”规划,而延缓了这一调动。

      而省委为什么突然要安排我做全省“七五”规划这一重要工作,我同样不明白。按一般的程序,这项工作主要由计委牵头。而四川省这次作“七五”规划则是专门组织了一个规划办公室,以专家为主编制规划。这在全国来讲也是首例。而且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让我做四川省委智力规划办主任。省委常委许川同志对我说:“选择你,这是因为省委领导看到过你发表的有关智力开发的文章,认为你是一位具有超前思考问题的学者,所以请你应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做好这一工作。”于是,“七五”智力规划部分,主要就由我来负责。

       省委的安排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并且十分感动。省委领导身居高位,日理万机,还能注意到一个普通学者发表的文章,并由此委以重任。同时更让我感到高兴是,四川省委非常重视新科学方法的应用,那时在全国来讲也是首次,说明当时的省委领导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们不仅能对一个不知名学者的文章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他们善于吸收新的科学知识,并密切联系实际,纳入到了《七五》规划之中。这也让我产生了联想,省委对我的重视,是不是同样是在对我拟调任职的考查呢?正如地质部早在1983年安排我带考查组,代表地质部政治部作省局领导的考查,然后就有传说将调地质部政治部工作。但省委安排我在智力规划办工作,又显然与社会科学没有更多的联系。如果说是特意安排的考查,那就不应当是调社会科学院,而应在计委或教育管理部门工作,因为智力规划主要与教育部门相关。但现实恰恰不是这样的。反差如此之大,引起我不少的思考。

        思考之一:省委把一个专业性强的地质学家调任到社会科学院任院长,深层次的考虑是什么?

        思考之二:社会科学院是一个社会科学界人才聚集的单位,为什么不在院内产生院长,而要调一个与社会科学和专业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任院长呢?

       思考之三,在社会科学院任职,在我人生事业走向上,如何定位呢?

       思考之四,调我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工作,能适应吗?如何适应?

       加之,当时各种传言四起,更让我带着矛盾的心情,带着许多传言不解之谜,走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内任职,实现了人生第一次重大的战略转型。不仅跨学科,而且是一次跨行业的一次转型。

       由我国的自然科学领域走向社会科学领域。确实是一次战略性转型,是一次不小的跨越。尽管我清楚地知道,转型常常是创新的良机,但自己真正遇上重大的转型,则又是一种担忧的心情。担忧的是走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任职能否适应?能否胜任?当时我曾想过,这是历史的误会,还是一种缘分?

       缘分这两个字在我的心目中一直觉得是一个谜,你不信吧!常遇到的现实就是一种缘分,比如朋友之间交往常遇上贵人,对你的一生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本人一生中遇到过不少贵人,对我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我对此就深有体会。

       而此次调社会科学院是不是有贵人推荐呢?如果有就是缘分。我接触到的不少老同志,尤其是知识份子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们参加革命确实是一种理想和信念的追求。他们中有不少人革命前过着富裕的生活,但他们放弃富裕的生活,选择过艰苦生活,参加革命,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那是理想和信仰的力量,让他们选择走向革命道路。相比之下,现在的社会上浮躁之风盛行,急功近利者甚多,金钱的诱惑使不少年轻人迷失了正确的人生目标。

 

        低调做人,高端做事

 

        我对金钱的追求欲望确实不强,不是说我不需要钱,人们常讲“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财富增长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这个道理我清楚。这个道理我清楚。我认为,为追求金钱而成了金钱的奴隶,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追求。只追求物质利益,追求金钱至上而精神上空虚的人,有何意义呢?我注意到不少的企业家挣了钱回报社会,做慈善事业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也有一些企业家钱越多守钱欲越强,成了金钱的奴隶,那有何意义呢?老子的《道德经》中强调大慈、大善、大恩、大气、正义,不少成功的企业家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走向成功,而且受到人们的尊敬。

       我追求是梦想成真的理想境界。追求成功一直是我这一生中的坚定理念。但我说不上是一个成功者,虽然更多的是由组织的选择,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我只是在社会大变革中,做了一些我应当做而能够做的事。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德与言有一点,功说不上,只是没有虚度年华而已。我一直本着低调做人,高端做事的原则,做人与做事的关系,我一直认为首先是做人,诚信做人,以善求乐,以助求乐,善与乐与我同步,诚信务实与我同步,时尚高雅与我同步,风险与成功与我同步。做事一般说来如果有自己选择的机会更好,但我这一生基本上是组织的选择,确实极少有自己选择的机会。回想起来组织选择交给我的任务基本上交了合格卷,而且都是在社会大变革中完成组织安排的任务。有的学者认为学科转型中有创新的成果,而我这一生确实在转型中找到了创新的灵感,得到一些人们讲的创新成果,有的是行业转型中交了合格卷,更有的是学科转型中产生了创新思维的灵感。

       我这一生转型确实不少,而且转型主要是组织的安排,而不是自己的选择,虽然如此,每次转型都有灵感,都有一些理论上的创新成就,而每一次转型常常是在风口浪尖上或逆境中做了一些我应当做而能够做的事,其实我是组织的选择走到社会科学院这个神秘的科学殿堂或人们称之为所谓的翰林院任职。有的学者认为梦想成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我自己确实想都没有想过,更不用说梦想成真的理想,而完全是组织的安排走到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内任职。但既然到了这个领域有所作为则是应当考虑现实问题。而且我的理念一直要在浪尖上创业,而社会科学院则是人们讲的风口浪尖,风有多大?浪有多险?我并不畏惧,因为我有胆识和勇气,更有智慧和谋略,所以走到浪尖上追求完美的创业理念,做一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我确实非常高兴,确实充满信心坚信不会交白卷。其实真正的创业者无不是在风口浪尖上,无不追求完美和最好的创业理念。而那些追求风平浪静的人,不愿意付出智慧与艰辛的人,绝不可能是一个成功者。那些不愿意追求完美和最好的创业者,虽然可以做一些事,但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者。我想成功,我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同样是一个创业的理念,有没有一定要成功的理念,我以为同样是创业者走向成功的关键。理想与信心是力量,人们讲的梦想成真其实就是一种追求,更是一种理念,低调做人,追求完美和最好做事的理念,同样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有的学者说追求完美和最好,那是一种高标准的追求目标,而更多的人则只是追求基本成功就满足了。而我则不这样认为,真正的成功者应当追求完美和最好的理念。比如我学电脑打字,不少同志对我讲,你工作那么忙,办公室有的是人为你提供报务,何必自己学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如果还是一个电脑盲,那就是一个与时代不相称的人,所以我要学电脑。起初学电脑打字,不少朋友对我说你是北方人学拼音容易得多,我问他们哪种方式最快,他们说当然五笔最快,于是我选择五笔。虽然起初学起来难度大一些,但我因为我要追求最好,所以我选择五笔打字。虽然起初学起来难一些,因为要记169个字根,但我还是不到两周就学会了,为以后带来了巨大的方便。曾在“两代会”期间,我使用笔记电脑作记录,引起新华社记者的重视。他们说那么多全国政协委员,我注意到唯有你是电脑作记录,可以对你作个采访吗?我说当然可以。我记得那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未,我以“终于得到了新世纪的入场券”为题接受了采访。我认为进入新世纪,应当是第一学会用电脑,第二至少要学会一门外国语,第三会开车。这三件事,我都在九十年代都学会了,所以我有资格进入新世纪,

       这里尤其要说到电脑。它是一个文化人创作和查阅信息的最重要工具。我把电脑看作是我最忠实的伙伴,不仅为写作提供了平台,也为学习提供了平台,而且也是与网友交流的平台。电脑确实为丰富我的学习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少人对我创作都市年轻人为主题的小说感到不可理解,其实这都得益于电脑,其中许多故事情节都是网上与年轻人聊天中得来的。电脑为我提供了创作源泉,也为学术著作提供了查阅资料与写作的方便。我在电脑上聊天时遇上一个小姑娘说我打字的速度比她还快。她对我说,你一定是位职业打字员小伙子。我对她说:“你说的不对,我是一个70岁以上的老人。”她不信,她说那我们打睹吧!如果我错了,那我就请客,如果你骗我,那就你请客,我说那你肯定错了。于是我就把身份证号给他发过去,她认错了。我之所以在这里讲这个小故事,目的是想说我使用电脑打字速度之快为我的写作提供极大的方便。也是为了说明追求完美和最好,这不是一句空话。

 

         外行领导内行的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的序幕在中国地平线上刚刚拉开。那时我国正处在观念转变、思想交锋的关键时期,我的理念是;那怕交锋多么尖锐,变革多么险恶,我都要做一个无畏的挑战者,我要勇于走向浪尖,完成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而且在浪尖上追求完美的创业理念。历史的巨浪把我推向了改革的浪潮之中,让我在改革的浪潮中得到了又一次创业的机会。

        改革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正是因为它是时代的主旋律,那些能为改革出谋划策的人,就倍加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与重视,能进入改革的高参层次中,更是倍受人们的尊敬。所以我是带着在浪尖上创业的勇气和胆略,走向社会科学院“风口浪尖”上的。之所以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带着为改革与发展出谋献计的心情追求完美的创业理念,实现梦想的理想去上任的。

        在我的任命消息刚一传出,我自己还在发愣与思考的时候,迎面吹来的并不是和煦的春风,而是强烈的非议,甚至诘问。其中,言之凿凿者说:四川省社科界的人都死光了,找不到一个内行,怎么找了一个外行来领导内行?

        说我是外行,有其合理之处。因为我一直从事的专业是地质学,而且在地质大学任教学工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当然是外行。但也有不完全合理之处。因为我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从事科学学与管理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运用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参与了全省的“七五”规划,这就是社会科学的运用,怎能说就完全是外行呢?而且我在大学里担任自然辨证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尤其是那时我在成都地质学院带的研究生就是系统科学,同样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生。事实上我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就走向学科转型之中,转向人们所说的交叉学科领域,但在社会科学院人们并不了解你的这些经历,所以无论是社会科学院内部,还是社会科学界的人自然会联想到是一个外行人来任职,人们有各种议论和非议,其实是正常的,作为社会科学界的人土,当然希望找一个内行,而且会管理的行家,这同样是正常的。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一老话题,在新形势下提出来,确实需要对它再思考。

       内行与外行,其实它是一个互为中介的话题,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反右”运动。在“反右”运动中,批判的一个重要言论,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那时最典型的右派言论。我们这一代人曾深知这句话的严重性,并在我们的记亿里、心灵中留下了伤痕,影响极其深远。所以当我听到社会科学院来了一个外行领导,心中确实引发了许多深层次的思考。

        第一,自己在多学科领域内如何定位?

        我从地质学走向交叉 学科,只有几年的过程,真正意义讲,只能说是在交叉学科领域内刚入门的新战土,交叉学科与社会科学它们之间,同样又是一个互为中介的关系,所以从社会科学而言,只能定位既不是内行,也不是外行即外行中的内行,内行中的外行,作这样的定位我以为是恰当的。

        第二,外行与内行的内涵如何认定?

        外行与内行它是一个互为中介的关系,五十年代讲的是外行领导内行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而在新时期是不是外行领导内行还具普遍的规律性呢?我清楚的知道,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人们的观念在变革,思想境界和学术领域,世界观与方法论,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变化着的新形势下,人们应当重新反思外行与内行这个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当我突然身临其境地面对这一话题时,更引起了我深层次的思考。第一我不完全是外行,但不是内行中的专家,只能说是杂家更准确一些,杂家能否领导一个专家聚集的社会科学院呢?第二专家治院的提出有没有合理之处?曾在高校中工作时期经历过教授治校的特定经历。从管理学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无论是内行中的专家,还是杂家,如果领导一个科研机构,最重的是要有管理学知识,更要有人性化的管理经验。不少管理者提出经营人心,经营团队的智慧与能力的新概念,这才是最有效的管理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内行领导内行并不具普遍规律性,而应当在内行中选择具有会管理,尤其是会人性化管理的专家领导内行可能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当然学术机构的领导如果全是外行当领导,肯定不行,比如一个军事家带军人作战,如果指挥者一点军事知识都没有,带军人作战肯定是不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内行领导内行应当有一定的道理。准确的讲应当是选择既是内行,又有管理学,尤其是具有人性化管理知识的人管理内行。管理学是一门新的学问,而管理学尤其是人性化管理,更是一门全新的管理学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我办过几期管理培训,有一些管理学知识,但管理学又是一个门类非学多的学问,比如行业管理,地区管理,企业管理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从管理社会科学来讲,我确实不是内行,这点我是清楚的,所以自我定位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人们常讲的要有自知之明。

       从人才学的角度看,我一直认为转行成才,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规律。这是因为转行本身至少从方法论上讲,它是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的互为中介的补充,它是差异在融合过程中形成优势与特色的基础。对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讲,转到社会科学领域内至少在学科上是两种方法论的互补,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与融合,更是不同学科在整合过程中,激发创新思想的源泉。我曾撰写过一篇文章叫《论转行成才》,阐述了转行成才是一个规律的观点。之所以说转行成才是一个规律,那是因为一门或两门以上不同学科的差异在整合过程中,可以产生创新的思想、理论,差异更是产生创新活力的源头,差异过程中融合,融合过程中创新,它应当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整合、不整合、假整合

 

       引入地质学中整合的概念表述“科学与民主”的关系,“经济与文化”互为中介的关系,我又提出了经济与文化的整合论。

       引入地质学中整合的概念表述科学与民主,经济与文化的互为中介的关系,显然是学科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创新思维提出的创新理论成果。如果没有地质学知识,只局限在文科的思维领域内绝对不可能引入“整合”这个概念。而现在人们普遍引用整合这一地质学上的概念时,更多的学者并没有深入了解整合的内涵,它是地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连续沉积的过程,其间还有不整合和假整合和整合三个概念。可见,如果没有地质学的知识,整合这个概念,就不可能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内,而现在人们运用整合表述社会现象的常用语,科学与民主的关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其实更多的是整合度不高,而且常常是不整合现象居多,同时人们运用整合这个概念时,常常更多的是空间的整合而极少有人注意到时间与空间的整合。如我们讲的科学与民主,经济与文化的整合,就有一个空间与时间的整合问题,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整合的方式与整合的内涵同样是不同的。 其实无论是经济与文化,还是科学与民主关系,同样存在整合与不整合和假整合三种关系。比如经济与文化的整合是互为中介的融合关系,而现实中更多的是经济与文化结合并没有互为中介称之为假整合。经济与文化分离的关系称之为不整合。

       我们知道,一般说来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从理论上也是一种互为中介的整合。整合激发创新,而创新思维则是成才的最重要的前提。我们讲的所谓杰出人才,最重要的是具有创新才能。没有创新思想、创新意识的人决不可能取得创新的成果。所以我们可以列举大量转行成才的案例。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就是从物理学转行成为经济学家的,我们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林凌同志,在大学里学的是物理学,现在则成为了著名经济学家。当然,我还不能说是家,而且我清醒地知道自己,虽然对社会科学有一些一知半解的了解,但没有系统的社会科学理论根基,所以只能说是在地质学以外领域,我还有一点发言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完全是外行。只是一个新入伍的战土,而且我永远是一个新战土,这是因为社会变革中,每天都遇到的是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新的思考,需要以一个新战土的心态思考变化着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这个意义讲,我永远是一个新战土。比如我在社会科学界已三十多年了,应当说是一个老战土了,但我则常常遇到的是新问题,变化着的新情况,需要新的思维新的思考,比如国学走向世界的态势,国学的精华与内涵,就需要全新的视角研究与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同样是一个新战土,我要永远以一个新战土的心态做人做事。而且要诚信做人,谋略做事,这一直是我的做人与做事的原则。

       就我调任社会科学院任院长之职,引起人们以奇异的眼光看待并给予高度的关注与重视也是正常的,那是人们的习惯思维。新任的院长,当然应该从社会科学界中找一个具有组织能力,又在社会科学界具有相当影响的学者。再按官本位的台阶论,院长退下来,当然应当从院长之后的副院长中递升。这也是内行领导内行的习惯思维。

       而我的思考则是,时代不同了,对外行与内行的理解、认识,更应从更宽阔的时代意义上去把握。

       任职十六后,即在我从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的时候,一位老朋友的话让我感到欣慰,并且有了一点成就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说:“你创造了一个全国之最,院长任期长达十六年,而且超期任职到六十七岁,在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

        当时我也在想,这算不算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的一个例证呢?

 

        块垒吐出是春花

 

        在1984年省委省政府举行的国庆宴会上,我与省社会科学院的院长陈文同志相遇。我当时是代表地质学院来参加的。陈文同志对我说:“我要下台了,是你来接我的班,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当随后省委领导无条件赴任的谈话印证了他的说法后,我立即赶去拜访了他。陈文同志极为关心地说:“你的任职通知虽然还没有发到全院,但院里已经传开了,各种议论都有,更多的是人们不理解你,不认同你,你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你要早一点来上任,关键还要做出一些成就用事实说话,不然对你以后开发工作是极为不利的。”

        在各种各样的议论中,一个有影响的学者就是这样说的:“难道四川省社科界的人都死光了,找不到人当院长,找了一个外行人来当,此人究竟有何背景!”十分关心我的省委老领导杜兴源同志也对我说;“那是一个火山口,而且是一个造反派老巢,我过去分管过那里的工作,你能经受得起火山的烘烤吗?”提到造反派我就想到文革中受到的磨难,想到闹而优则土这一独特的文革现象。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带来了人们称之为红色恐怖年代。老书记提到造反派老巢,这就更让人引起高度重视,所以在思考文革闹而优则土这一独特的文革现象时,让我感到不可不重视的问题。

       还未走马上任,就有些下马威的味道了,甚至有些风声鹤唳的感觉。省委老领导杨超同志找到我,说:“你去吧,我会全力支持你的,我就作你们的客座研究员吧”。他还题字以勉:“谨思敏行”。这四个字从此就一直挂在我的办公室,成为了我的座右铭。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确实是一个精彩的世界。这个精彩的世界,成就了许多精彩的人生。而精彩的人生,又往往包含了许多的意外,许多的曲折,许多的惊险。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也有“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正是步入“天命之年”的时候,带着杨超同志“谨思敏行”的勉励,加上我与生俱来的执着秉性,我来到这个称为“火山口”的岗位上,不可能“听天由命”,必然会拼搏一番,奋斗一番,不管是火焰山,还是风口浪尖。我都勇于付出智慧与艰辛走常人没有走的路,以勇担险峰的拼搏精神在浪尖上创业,成功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体验其过程,人们讲只要有付出,而且付出智慧与艰辛就可以创造奇迹,我在而立之年走在社会科学风口浪尖上任职十六年,被于光远同志称道为“奇迹”。但其滋味,只有自己知道。孤苦有之,惶恐有之,“零丁”有之。这些东西同样会积结在胸,成为块垒。当我要用文字回顾我生命中的一些重要经历的时候,这些东西同样无法回避。既然无法回避,我就吐出来,并让它们开放得像春花一样美丽,有一些欣赏的价值。

 

        红辣椒与霉冬瓜

 

       我的一个同事,也是一个有影响的学者,我们在闲聊中,他提出了一个“红辣椒与霉冬瓜”理论。他说有这样两种人,一种是越老越红,一种是越老越霉。他说我就是属于前者,越老越红。人世间,确实存在这么两种人。一是老了,就理所当然地贪图享受,不再上进,在享乐中被人们淡忘,并显得越老越霉。我见到过不少曾经是辉煌一时的人物,从退位到离退休,觉得自己是功成名就的人了,年岁也老了,不再想做事了,有的甚至还没有老就不想做事了,他们的理念是该坐享其福了,于是成天迷恋于吃、喝、玩、乐,同时还牢骚满腹,从心态到面貌,越来越颓废,加速了衰老,成了霉冬瓜,有的甚至堕落了。而另一种人,从退位到离退休后,则一如既往地保持创造性的生命活力,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样保持着一种时代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做了许多有益国家和社会的事情,受到人们的尊敬,从心态到面貌,愈来愈年轻,越老越红,成了红辣椒。我不认为我是红辣椒,但我的志向是力争做一个红辣椒,不做一个霉冬瓜。

       我认为,能不能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红辣椒,重要的是心态和理念。我今年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了,人们都把我尊为老人,许多年轻人叫我老爷子,但我并不这样认为。人的衰老虽然是自然规律,但老了却应当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这是最重要的。我非常尊敬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他每年都要向他的好友发贺年信,我现已收到他的第十八封贺年信了。他在今年的贺年信中说:“90岁应当算是高龄了,但我仍不服老,每天大部分时间坚持在电脑前思考与写作。一方面是写一些见识中的感受,小到短文、日记、治学方法一百条,大到写一些回忆性的长文章。常常是废寝忘食,引起家人头痛。”光远是这种“不服老”的精神头,就是我学习抗衰老保活力的巨大鼓舞力量。也正是他的这种巨大的鼓舞力量,激发了我立志老有所为,而且只有老有所为才能有老有所乐,而且要与年轻人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上求新、求异的探索热情。

       我的目标是,既要做一个红辣椒理论的倡导者,更要做一个积极的实践者。我们的国家现已进入老龄社会,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红辣椒理论的倡导与实践,不仅对我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全球而言也具极强的现实意义,因为全世界已有相当多的国家步入了老龄社会。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不仅积极倡导与实践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红辣椒理论,同时也把我时至今日的有些作为和想法写出来,尤其是把作为一个学者从学从政的经历,从专业走向多学科互为中介的融合创新之路的过程写出来,作为对现实的一种贡献与参考。

 

            第二章    选

 

         由一般地质学到特种地质学转型

 

        我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而五十年代的大学生确实是稀缺资源,而我在大学期间就由国家内定为毕业后从事特种地质工作,因为从事这项工作不仅在业务上要求非常高,而政治上要求更高,据讲政审要查三代,我的祖父一代就是革命的一代,而父辈更是革命的一生,早在三十代初,大学期间就为理想与信仰的追求参加革命,是党的知识了革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可称红三代了,而且我也是从小就参加革命,称之为红小鬼,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称之为代代红的一代人,政审当然合格,从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后,走到了我国核资源勘探的第一线从事特种地质工作。从事非常神秘的事业,报到的第一天就要作保密宣誓,报到地点单位全是密码代号,私人之间的通信都要由保密专家审查,不能向任何人讲自己从事什么性质的工作,就是本单位的同事之间也不能交流各自的工作情况,当时我们的介绍信是国务院对省市的通用介绍信,而这种特种地质工作,标志着我跨出校门的第一天就选择了人生的第一次学科转型,即由所学的一般地质学专业向特种地质学转型,并成为了我国最早从事核能事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这一转型虽然不算大转型,只能说是小转型,因为只是在大类的地质学中转型,所以定位是小转型。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一个热血沸腾的年轻大学生,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投身到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火热年代,从事我国核工业开创的光荣事业。其实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自觉不自觉的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特殊性带来了优越感,总是感到有超人之处,这在我年轻时期表现的优为突出,当然后来意识到了这个弱点作了一些调整。尤其是走向领导岗位更加注意这个弱点,虽然也听到一些朋友说我清高之类的话,其实内心并不清高,而是一个善良的人,更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这同样是真正了解我的朋友对我的评价。

        那确实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也是我终生难忘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里,我有过事业、学习成功的喜悦,也有过无辜蒙难的悲戚。但成功与挫折都是人生的宝贵财富,而且我认为,对受过一些挫折的人来讲,是走向成功的更重要的财富;太顺利了,也不见得是好事。正因为受过挫折,他才更加珍惜成功的不易。所以,我在童年时代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砺,在青年时代又受过政治的磨难,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是人生的一种宝贵的资源。

       我走出高校的大门,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入我国核工业创业的队伍,既是组织的选择,更是我自愿的选择。那时我们的口号是:“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创业。”正因为如此,我虽然被分配到人人向往的首都北京,但在我的要求下,选择了贵州山区,也就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创业。那时的贵州确实是最艰苦的边远地区,而我的选择,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其实也是组织选择了我这个充满激情的年轻人。

       从此,我有了长达六年的由所学的一般地质学专业向特种地质学转型的实践,而且是与前苏联专家在一起工作,尽管其中的三年,是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度过的。但那时能与苏联专家在一起工作,也是许多追求进步的年轻人非常向往的事情,可是能有这样机会的人毕竟不多。我就是这难得机会的幸运者之一。当时中国政府跟苏联政府签订的协议,是联合开发中国的核能资源并帮助中国培养技术骨干,那么,我也就是苏联为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核能资源开发的技术骨干之一,所以我极为珍惜这个机会。

        与苏联专家一起学习、工作、生活,我们朝夕与共。这时,对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来说,又必须面对一个差异国朋友之间接触中差异问题。即在文化观念、教育程度、知识结构以及专业的精深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差异,它们在互为中介的融合过程中,又给我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多元文化互为中介的融合形成的优势与特色,使我对传统的东西在扬弃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理念,注入了创造性的激情。同时,苏联专家的事业心、责任感以及他们的那种开朗的性格,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对我的影响极其深远。而且这一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时期。起初语言交流上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为适应交流的需要,每天早上四点我就起来学外语记单字,为要快速记单字,我发明了循环记忆法,为快速记单字提供极大的方便,后来还申请到了国家发明专利。白天与苏联专家一起作野外作业,当时苏联专家要求野外记录要用俄语,这比与苏联专家交流还困难,因为交流对文法要求不高,而记录则对文法的要求非常高,所以既要记大量的单字,更要精通文法,无论是过单字关,还是文法关,我在半年多就过关了,即一是交流关,二是俄语记录关。这是需要有超常的毅力和付出巨大的艰辛,应当是非常繁忙的工作,但内心感到非常充实。

 

       蒙受不白之冤

 

       那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我至今都依然深深地珍藏着与他们朝夕相处所结下的深厚友谊。我们每天坚持早起锻炼,白天一起野外作业,晚上一起整理野外作业的原始记录,遇到雨天无法野外作业就给我们上业务课,当时苏联专家讲课当然是讲的俄语,这对我提高听的能力又是一次机会。这样听、写、看、说的所谓四会能力很快就过关了。正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我对“核资源”的理论与实践,完成了一个由知之甚少到不断积累,再到能胜任独立工作的过程,后来还担任了一个核地质队的中方技术负责人。当时1956年6月,我写了一篇题目叫《我与苏联专家的日日夜夜》的文章,发表在《贵州日报》上。但没想到,它成了我政治蒙难的导火索。

       1958年,“反右”扩大化,我被批判并定为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些实事求是的看法,与苏联专家在一起的一些善于学习善于思辨的言行成了罪证,《我与苏联专家的日日夜夜》,成了佐证。尤其是那时为适应与苏联专家交流的需要,一般我尽量不用中文讲话,而是用俄语讲也成了罪证。理由是讲俄语不讲中文,那是对苏联专家讲对中国领导人不满的话怕我分队中国领导听到。其实当时更多的是与苏联专家交流业务上的问题,极少提到我队中方领导的问题。因为当时有纪律,不能向苏联专家讲任何中方领导的任何情况。

       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就是在1958年6月3日晚上7点,整风领导小组的领导找我谈话 。让我感到意外,这是整风以来第一次领导找我谈话,我以为是领导向我转达群众意见,所以内心感到高兴,没有想到就是那天晚上发起批斗会。而且批斗会的会标是:批斗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大会,我听了发言者讲的一些确实无中生有不实之词,而且无限上纲之类的政治口号,当然不可能给我任何说理的机会,批斗之后宣布停职检查,从此我就没有自由了。

       那时正是整风大鸣大放时期,之前我没有写过一个字的大字报,各种所谓的鸣放会上我没有发过一次言,只所以如此,那就是我预感到有被整的灾难要到来,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分队的总支书记,可是一切会议都没有通知我参加,我只是看看大字报,因为当时工作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可做,其实也没有心情做了。就在那天晚上领导谈话并组织批斗之后,我虽然政治上没有自由了,但我还有思想上思考问题的自由,学习看书的自由,当然看书只能看毛泽东的著作之类。那时我思考过不少问题,我越想越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我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工作上的不足,但我决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只是给当时的领导提过一些善意的建议。而且更多的是给亲人写信中提到了一些自己工作中对当时的领导作风讲过一些自己的看法,也提到过一些对苏联专家的一些看法。怎能为此而成为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言论呢?细想来也是当时年轻对社会对党确实怀着极大的热情,发至内的讲过一些真话,没有任何恶意,确实是善意之言。怎么会成为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呢?确实越想越想不通,所以要我写认罪书之类,我确实没有可写的。因为我不愿意违心的写,所以一直没有写,这也成了态度恶劣,重处的理由之一。那时大队党委书记正好在分队曾找我谈过并说违心的话也要说啊,不然后果严重。但我还是不想说违心的话,写违心的检查。只好等其严重的后果吧。果不出所预,确实为此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受到非人的待育,虽然如此我内心感到平静,至少经受了一次人格上的考验。

       一个热血青年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承受着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一时间黑云压顶,暗无天日。那么面前就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政治压力,在委屈中、消沉,甚至在失落、消沉中自我毁灭。二是坚强地承受着压力,埋头学习,埋头做事,相信光明在前,等待出头之日。以我对前途、理想、未来执着的追求,我选择的是后者。那时的我,总被一种巨大力量激励着,显得无比坚强。那就是信念,一个在抗日战争时就是红孩儿、有一个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革命者父亲的红二代的坚定信念。

 

        由传统地质学到地质力学转型

 

       正是因为有坚定信念的支撑,让我坚强地熬过了人生晦暗的三年,于1961年得以平反,并开启了我人生新的航程。调到了贵州工业学院地质系任教。

       由工程技术员走向大学讲台,其间先是在贵州工业学院其后又调到成都地质学院,从普通教员到大学教授,由大学教授到担任大学领导称之为教授治校,开始了我长达二十多年的高校生活。,这同样是我一生中的又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之前,我已完成了由所学的一般地质学专业向特种地质学的转型,并有了长达六年的艰苦的实践。新的转折点出现后,就意味着新的机遇。把实践中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在高校教学中应用,首先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贵州工业学院,我又完成了由传统地质学到地质力学的转型。

       之所以选择地质力学,就是因为机遇的宠爱。任教不久,突然传来李四光开办地质力学培训班的消息,学校也有名额,我便主动报了名并得到了组织的支持。之所以报名,这是因为地质力学是从全球应力场的整体论和系统论出发,用哲学的思维思考地质现象及其规律,而哲学又是我从中学起就一直喜欢的一门学问,用哲学思维研究与思考地质现象及其规律,让我有了浓厚的兴趣。兴趣可以产生激情,而激情则是创新的源泉。

       我在大学学的专业仅仅是地质矿产与勘察,参加地质力学培训班后,为适应地质力学研究的需要,便刻苦地自学数学力学,一丝不苟地解过四百多道数学难题。在解题的过程中,不仅让我为深入研究地质力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让我提高了逻辑思维能力。地质力学是从全球的应力变化思考地质规律是地质学与数学力学互为中介的新学科,更是李四光教授的一个独创学派,也是数学力学在地质学中的运用,需要高深的数学力学知识。虽然已自学了三年的数学力学,但严格地讲,那只是一个刚入门的水平。但入了门就应当是深造的基础。而且有一定的数学力学基础,这对我后来无论是地质力学的研究与教学,还是在高校中曾担任工程地质的教学与研究,无不与数学力学相关。

       应用地质力学理论,无论是对地下资源的规律性研究与思考,还是对地震地质的研究与思考,虽然只是一个入门性的研究与思考,但我确实产生了巨大的热情。作为李四光地质力学较为优秀的嫡传弟子,在教学期间,我先后对地震地质、地热地质做过一些研究,并参与了一些实践活动。其间,带队对1972年初的四川西部7.9级大地震的震区,做过现场考查,对西藏的地热电站做过实地考查。

       在对四川西部大地震的震区做考查的时候,我收集了大量的地震地质资料,并加以整理和深入研究。随后就有不少单位请我就地震方面的问题做报告,包括中科院,在四川省做的报告就更多了。一时间我自己也不明白,人们都把我称之地震专家。细想起来,我只是到过震区作过一些调查与研究,对复杂的地震科学仅仅有一些入门的知识,根本称不上专家。但人们要那么称呼你,只能作为一种动力,勉励我为此做出更大的努力,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其实我对地震地质确实感到这是一门非常重要的科学,它对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能在这个领域内有所作为对国家对人民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争取在这个领域内有所作为,一直是我所追求的目标,因为正在兴趣中追求有所作为的关键时期,工作又有变动中断了这一领域内的研究与思考。

 

       兄妹聊天得到的启发

 

       我的大妹妹刘青峰,是一个思想极为敏锐并富有远见的才女。记得那是在1978年的春天,我已在成都地质学院任教,全国正在进行真理标准的讨论,正是人们的思想极为活跃的时期,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改革开放的春天即将来临。妹妹与妹夫两个年轻人来成都参加一个学术活动,见到我,就向我宣传与讲解他们的通俗著作“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同时在聊天中,妹妹给我提出:“你要走出大学校门,多一些机会了解社会,在更多一些的领域里选择发展的空间,多结识一些有见解的朋友,他们会给你提供多一些的发展机遇。”这是妹妹对我最真诚的关心与鼓励。

       其实,我与妹妹、妹夫聊天的过程,   其实就是思想与观念的碰撞与交流的过程。我们之间不仅有年龄的差异性别的差异,更有知识的差异,重要的还有亲情的无拘无束。正是这种关系与差异,在交流的过程中,使我得到了许多启发,并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许多优势与特色。

       地质学虽然是我学历教育中的专业,是后来在高校教学与科研中所谓的本行,可是这种学科的单一性,领域的狭窄性,确实受到许多的局限。我们交流的过程,对我来讲,更是吸收新思想与新观念的过程,是新知识增长的过程,在交流过程中产生了新思想、新观念的活力,带来了多学科整合的冲动。有的学者认为,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如果他的交际圈子内,多是一些高层次的学者,是一些高层次的思想活跃的人,那么,三年之后就有可能改变他的人生道路。现在想起来,确实很有道理。因为在高校工作的那一个时期,我在与一批思想活跃且比我更年轻的人的交流中,同样像我与妹妹、妹夫交流那样受益。他们富有活力的思想确实对我影响很大。我后来能够成功走向多学科整合发展之路,正是因为这个时期乐于与他们交流打下的基础。不少朋友对我说:你的思想确实前卫,确实有活力,那么活力来自哪里呢?我的回答是:“来至年轻人那里,来至新思想的碰撞,来至学科差异的碰撞。”思想年轻,最重的是心态年轻,心态年轻,可以左右人生,左右事业。而为要保持年轻人的思想活力,最重要的是勇于对传统的过时的观念富有挑战性。勇于在思想交峰,观念变革中富有挑战性,而且我一直认为挑战人生,挑战自我,挑战权威,挑战传统思维的定势性,挑战传统观念的过时性,更是观念创新,思想创新的基础,没有创新思维,就不可能有创新理论或创新事业。理论创新与事业创新之间同样是互为中介的,首先是理论创新观念变革,它是事业创新的基础,如果没有理论创新或观念变,就不可能有事业创新。反之如果只有理论创新,没有事业创新提供理论升华的源泉,理论创新同样难以升化与提高。所以它们之间确实是一个互为中介的关系。

        妹妹在八十年代初写了一部小说《公开的情书》,成了年轻人最喜爱读的书。我在北京回成都的飞机上一口气读完了那本小说,一边读一边思考。我想起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阳附近的一个小县城的中学当老师,因为当时我在贵州工业学院任教,她的信就寄到我那里,每周有几十份封。妹妹给我说几个小伙子向她求爱,她正在选择之中,她选择的方式就是要么给追求者写诗,要么画一幅抽象画让她的追求者回答,当时我也是一个年轻人,但妹妹这种择爱的方式,我不能理解。我对妹妹说;选择爱情要专一,怎能同时爱上几个人呢?妹妹说:我不是同时爱上几个人,我是从几个追求者中选择真正爱我的人,值得我爱的人,看完《公开的情书》,我才真正明白,那就是她的择爱过程。其实,妹妹这种看似离奇的做法,正如一位国外的学者说:“这是把爱情选择引入竞争机制,是中国学术前卫的象征,”当时对我从这位学者的评价中确实影响非常深,而且得到了不少启发。引发了不少思考,首先择爱引入竞争机制这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且择爱过程又是以文化人的特有方式,比如对词,民间对歌择爱那到是常有的方式,尤其是民族地区这种方式比较普遍,但对词择爱我是第一次听到,还有对画择爱更少见,更没有想到,细想这只能是有文化的年轻人择爱的一种独特方式吧。所以洋人评价为中国学术前卫的象征,我以为这个评价一点也不过分。正是因为她们有这种求新求异的创造性思维,所以她们后来成为国内国际上有影响的学者。

       妹妹向我提出,要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寻找更宽广的发展空间,这不仅对一个学者寻求多学科整合创新是必要的,就是作为一个高校的管理者,也有必要更多地了解并参与社会实践。她的话,在那时确实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对我后来的选择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我的不少学术论文,也同样得益于当时聊天的启迪。比如他们的“三论”科学思想,对我这个大学教授来讲,当时一无所知,与他们深入交流后,受其新思想的启发,对我来讲增强了新思想的活力。“三论”科学思想,对我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让我的思想更开阔了,让我的视野更宽了,尤其是思维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与其后形成有影响的著作《中介论与相似论》,确实从中受到不少的启发相关,中介思维它是对传统哲学富有挑战性的命题,尤其那时我在大学中给研究生讲《地学思想史与地学辩证法》,他们提出的《三论思想》对我确实具有重要的启发。记得早在上中学就对哲学有强烈的兴趣,而他们提出的“三论”思想,实际上是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对哲学思想的丰富与发展,现在有缘又走到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更是与哲学有缘。由有缘到有为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付出智慧与艰辛,没有付出决不会有为,所谓的有为这就是要对哲学形成自己的创新体系,而我想到其后的《中介论与相似论》哲学著作的出版。应当是哲学领域内有一点小为的标志,只所以是小为这是与许多大家的大作相比,确实微不足道的一点小作品,因为中介论与相似论是全新的哲学思维,全新的哲学体系。其实这一重要的哲学思维是从大学给研究生讲《地学思想史与地学辩证法》中形成的一些其本观念,比如地学史中,海相与陆相的变迁过中,其间有一个过渡带,而且过渡带是实现由海相转化为陆相的关键,为此我写过一篇论文即《试论过渡态的哲学意义》。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又回想起早在五十年代,我们曾发现一个放射性大矿。当时被苏联专家称之为古今中外的奇迹,只所以奇迹,那是因为传统的地质学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矿藏的形成机理,因为传统的地质思维同样是传统哲学的思维,这就是非此即彼的思维,这个矿藏的特点是:微观看是不规则的矿体,显然是地质学上的火成说理论,而从宏观上看是层层出现,显然是地质学上的沉积学理论。火成与水成之间当然是矛盾的,人们常形容水火不相容,但从六十年代“层控”理论的出现,这一矛盾就完满的解决了,这就是矿源来至地球的深部岩浆流,而矿体生存方式则在沉积岩中,宏观看带有“层控”性即称沉积说,而微观看则显不规则的“非层矿”即称“火成说”,如何解释这种地质现象呢?只有亦此亦彼互为中介的思维方式可以完满的解释。这就让我更感到过渡态这一中介,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需要作一些深入的研究与思考,但又是一个敏感的命题,更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命题,那时的主流哲学思维是非此即此,这就是人们讲的对立统一,而中介哲学则是亦此亦此的思维,它是讲人们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更是互为中介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前面提到的铀矿床宏观看,具有“层控”特征显示沉积说理论,而微观是不规则的脉状充填显示火成说,这种成矿现象可以看作是互为中介的哲学问题,计划经济时代讲的纯化的公有制,而且只有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实行的结果经济没有活力,而改革开放以来,突破了这一禁区,改变了纯化的公有制,比如股份制就是一种公与私的中介经济,这种经济型态就是公与私之间互为中介的经济,实践证明它非常有活力,所以由中介思维代替非此即彼思维,应当是哲学思维的一次革命,所以当时我那篇“试论过渡态哲学意义”一文,起初我送到哲学研究杂志社,他们没有发表,也没有讲什么理由不发表,后来还是杨超同志支持下在《大自然》杂志发表了,这不是一个权威的哲学杂志,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杂志,一经发表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当然传统哲学观念深的学者不理解,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这是篇富有挑战性的论文。文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中介思维,即亦此亦彼的思维,而传统的哲学思维则是非此亦彼的思维,这就是人们常讲的对立统一。由非此即彼到亦此亦彼,应当说是思维方式上的一次革命,《中介论与相似论》专著就是在这一论文的基础加以充实形成的。更是在讲地学思想史与地学辩证基础上丰富了对中介思维的认识并形成了全新的创新哲学体系。当时我曾讲过: 《三论》与“中介论和相似论”它们之间,同样是一个互为中介的过程,从完整意义上讲,前者是科学三论,后者则可称之为哲学三论即中介论,相似论,过程论。我只完成了中介论与相似论,而过程论的思想在中介论与相似论中体现了一部份,而没有单独形成过程论专著,而我正在思考如何完成过程论的问题。

 

第三章

 

         与亲人倾诉,如释重负

 

       当一个人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的时候,有机会倾诉,这本身就是一种解脱;如果能有机会与自己的亲人倾诉,更是一种解脱。当我背上了右派分子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后,刚好因病需要到河南郑州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实施针灸治疗,由此与针灸一生结缘。而更大的缘分与福分,是有机会见到自己久违的父亲。

       现在人们见到我都会说:你的身体太好了。现在我的身体确实不错啊,正是因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有可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充沛的精力,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完成一个又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任务。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我那时却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我早在上大学时候,就患有“神经性”头痛,找过不少名医,但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周期性头痛,轻度神经衰弱,有的说是脑子里长有肿瘤,等等,各种说法,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在五六十年代一直是个体弱多病的年轻人,患有所谓“神经性”头痛,还有双侧气管扩张。曾在困难时期,几次肺部大出血,几乎让“疾病”夺去了我的生命。人们常讲大病不死必有后患,但我没有后患,而是健康且精力充沛的今天。那时西医做过各种治疗,但没有根本性的改善。有的朋友给我讲针灸是个好办法,一是没有副作用,二是治疗效果好。在贵州工作一段的时期,也正是我国的困难时期,一个带着严重的疾病的青年,要坚持野外作业,还要承受政治上的难以想象的磨难,因为戴着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许多朋友同事要与我划清界线,其苦痛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只有靠对事业、理想的追求和不变的信念来支撑,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在贵阳医学院住院期间,还翻译了几十万字俄文专业著作《铀矿地质学》。在久治难愈的情况下,我被批准到河南省中医学院住院治疗,因为河南的中医有特色。

       到了郑州,我终于见到了我的老父亲刘仰峤。此时,他是河南省委书记。

       记得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按预约的时间,来到了父亲的办公室。因为是至亲的关系,当然与见其他人不同,谈话交心更自然一些。我像河水开了闸门一样,倾诉述了自己所遭遇的种种不公。比如我的所谓“反党纲领”事件。作为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轻人,看到当时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便在书信中向自己的某位亲人讲诉,我的亲人也是从党的原则出发,把这些书信交给了我们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宋仁穷同志。当时我们的部长,同样是从党的事业出发,将书信中反映的有关情况,作为人民来信转到了当时的基层党组织。没想到这些书信,后来就成了我的“反党纲领”,成了越级上诉的罪证。

       记得当时已由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同志做了专门的调查,做出的结论是情况属实,责成基层党组织纠正处理,并把当时的党委书记降为工会主席,而且刘杰同志还专门跟我谈过话,给予肯定与鼓励。这事就应该过去了。但到了两年后的整风反右期间,这位工会主席当上了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他怀打击报复之心,搞秋后算账,利用“反右”扩大化这个机会,把我当年的情况反映歪曲为“反党纲领”,进行批判。再有就是所谓的“反苏问题”。当时也许是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吧,我看到大参考上讲到苏联领导人在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又在搞新的个人崇拜,就在一次党支部支委会上(当时我是支部书记),谈了点自己的看法,没想到,后来又成为了为反苏的罪证。一个“反党纲领”,一个“反苏罪证”,一夜之间,我就成了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并开除了党籍。当时虽然不服,并拒绝在他们的结论上签字,可那有什么用呢?他们利用运动,利用手中的权力,可以不用吹灰之力整倒一位纯真的年轻人。不服归不服,可包袱还得背着,帽子还得戴着,又没有倾诉的地方,其苦若炼狱一般。现在终于有机会向自己的亲人倾诉了,此刻又是何等的幸福!父亲听了之后,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非常冷静地对我说:“你几年没有来信,我就想到你可能在政治上出了点事,但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听你这么讲,我相信你思想的纯洁与真诚。同时,我建议你申诉,向党组织提出平反的要求。你应当相信党,相信党内多数党员会从党的原则出发,实事求实地解决你的问题。但你要有思想准备,并要做长期的思想准备,甚至到你不在人世的时候,都有可能解决不了。但你要有信心,真理的光辉任何人都是无法遮挡的。”

       父亲的话,让我一下子感到光芒的照耀,亲切而温暖,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勇气,也给了我无比的信心。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让父亲牵线搭桥,引见贵州省的省委书记周林同志。可是父亲严肃地说:“你要做一个追求真理无私无畏的年轻人,不能依靠任何特权,自己向省委提出申诉,自己去承受,自己去经历。”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他当时是省委书记,应当是一个高官吧,但他从来是一个讲原则讲政治的政治家,自己的爱子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不管内心多么痛苦,也没有利用职权出面讲任何的话。正因如此,我后来再也没有想过,父亲是个大官,可以走点后门什么的。但得到了他这样的鼓励与支持,已是舐犊情深。我也如释重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人生信念。

 

       遇上好官是一个缘分

 

       带着父亲的鼓励与支持,怀着对自己前途坚定的信心,我回到了贵阳,仍然住在贵阳医学院治病。但在此期间,我主要的精力就是跑省委的信访办,申诉自己的冤屈,几乎每天都要到省委接待室请求有关领导接见。可是一个百姓要见大官确实难啊,就是见一个处长也都十分困难。但我不气馁,不灰心,锲而不舍地坚持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终于等来了机会,见到了当时的贵州省委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李一非同志。他确实是一个好官,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好官。可能这就是一个缘分吧。我是在贵阳八角岩宾馆见到他的。事前没有预约,是省委一位信访办的同志跟我讲,李一非同志是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本应约好再去的,但我怕约不到,就更难见到了。所以,我打听到他人在贵阳而且晚饭后一般都在宾馆的住所,于是我就在晚饭后八点左右到了这位部长住处。没有想到他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领导,对一个从未谋面的年轻人,非常客气,我也自然就很轻松了。我向他呈上了我的申诉报告,倾诉了我的冤屈。我记得他听了以后,动情地说:“我们党内的一些人,利用运动,确实整了一些坚持真理的好同志,如果你讲的是事实的话,那这个案翻定了,你放心吧,我会认真处理此事的。”他的一番话,出乎了我的意料。因为处理这类极敏感的政治问题,一般的官员是不会立即表态的,他们会怕自己的官帽子由此受到影响,可是他不仅不怕,而且给了我明确的表态,那就更不容易了。他又说;“可能会有曲折,但你要相信,是真理就一定会胜利。”此时我在想,他讲的精神跟我老爸讲的几乎是一样的啊。所以,我极为兴奋,同时轻松感更强了,于是我们转到了其他的话题,也就是聊天之类的。在聊天的过程中,我才知道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日本留学回来,在我的家乡投身革命的一个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他又是1949年解放贵州的一位师政委,贵州解放后,任兴义地委书记,而我从事核资源普查工作,也正是在他领导的那个地区,想起来确实也真是缘分。我们越谈越近了。我说:“那我政治上受难时,你还在任地委书记啊。”他说:“那时我已调中央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了,不然你当时就可以找我啊。”我说:“就是你在任,官太大了,不敢找啊。”其实这都是一些宽松的话题了。现在我还记得,我们谈的极投缘,谈到了晚上十点,我只好告辞。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在反右倾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发配”到贵州来的,正是同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他更能理解我这样的热血青年的遭遇。认识这位好官确实是我一生的荣幸,也可以说遇上了贵人。他也是一个做事极为认真的领导,为我的事情很快就成立了专案组,经过调查证实后,准备对我的不公正定性给予评反。而在这个过程中,整风反右领导小组批判了的所谓翻案。单位上组织了批判大会,但我不怕,因为有真理,有好官的支持。我同样将此情况李部长谈过。他说他们越这样做,越说明他们心虚,更说明真理在你这一方,你不要怕。我确实不怕。经过了一年的曲折,我终于得到了政治上的解放。我记得当时我在省医学院住院,省委专案组负责人多次将调查的情况向我说明过。第一次我见到的报告中,基本上否定了原来的所谓“反党纲领”,只是提到在某些方面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错误,决定党内记过处分。我看这个报告表示基本同意,当时我的想法是只要否定了主要政治原则问题,作为内部矛盾处理我就非常满意了,所以我在报告上签了基本同意四个字。但第二次调查组的负责人又来找我说,基本同意就说明你还有具体意见想说。我说:“说我的自由主义错误,其实就是在党的会上提出的看法,不应当是自由主义。”第三次专案组负责人给我看的第三稿,完全否定了自由主义这一错误,省委给我平反的结论是: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职务,补发工资。(补发的工资我没有要全部交了党费)

       我自由了,我清白了,是因为遇到了一个好官,一个最重要的贵人相助。如果没有这关键的一步,也就没有后来的一切了。政治上的解放,同时疾病也有了明显的好转,眼前一片光明。

 

          神医、佛手传奇

 

        实践证明,针灸对我的健康,起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这中间,也有政治上的包袱在贵人相助下解除了,政治生命的活力又一次焕发出来,精神愉快,使针灸的疗效更加显著,还我身心健康的青春年华。这也让我对针灸的兴趣,与日俱增,并努力探究与思考中医的辨证思维之秘。比如头痛本身是头脑上的问题,可是医生常是在手上或脚上的相应穴位上行针,而且在行针的过程上,反应不仅在头上,而且全身都有感觉。尤其是经络这一奇特的东西,你看不到,摸不着,但能感觉到,确实让人感到神秘而奇特。起初我不懂经络理论,后来看了不少书,更重要的是通过针灸的体验,知道了一些经络运行的规律,而这个在人体中看不到摸不着,但能感觉到的奇特而神秘东西,就是中医理论的精髓。人体生病的现象也很奇特,有的病看得到,摸不着,有的病看不到,也摸不着,需要的是感觉和悟性到。正是好奇与兴趣引导我对中医的研究、思考和实践的深入。这同时也是一个体验的过程,使我找到了中医与人生的辨证关系,也为以后走向自然辩证法研究与思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久病成良医,加上我的刻苦钻研,中医知识还在一个不平凡的年月里,成就了我人生中的一段平凡的传奇。

       在“四清”社教中实践过,被当地群众称之为大城市来的名医,其间还有不动人的故事,

        一九六四年,我带学生到农村去参加“四清”。当时毛主席在与毛远新同志的谈话中指示;“学生如果不参加‘四清’社教,就不了解农民,不参加城市社教,就不了解工人。”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当时所有的大学生都要下乡参加“四清”。那时中央还发了一个关于王光美同志的“桃园经验”的文件,要求我们下乡的青年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规定“四清”工作队员,不吃油,不吃肉,不吃蛋,要让大学生过最艰苦的生活。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年月,我和我的学生有机会接触农村,接触农民,并看到了不少农民劳累成疾而又无医可治的情景,引起了我深深的同情,并由然产生出一种责任感来。于是我就想起了可以用针灸给他们减除疾病的痛苦。开始行动后,我没有想到针灸有那么神奇,有些病,真可以说是一针见效。我有时也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同样的原理、同样的穴位,在城市人则不灵,而在农村中,为什么就那么灵呢?后来医生给我讲,那是因为农村的人极少吃药打针,所以治疗极其有效。

        一个几个月的婴儿发高烧、抽筋,她的母亲抱着婴儿来到我们“四清”工作组的住地,找到我要我想法救救孩子。针灸治疗是我的长项,但因为婴儿针感无法识别,怕由此出现意外,所以我就把婴儿抱在怀里,在相应的穴位上按压了十几分钟,这个婴儿就居然退烧了,筋也不抽了。其实这种方法,是以按压的方式达到针灸的效果,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可是由此就传开了,说大城市来了一个神医,他的手是佛手,有病的孩子抱一下可以治病,无病的抱一下可以免灾。这个神奇的故事传开了,一是神医,一是佛手,那可不得了,周围几十里的乡亲,都有人把自己的孩子抱来,要我抱一抱。我对他们说:我既不是神医,更不是佛手,只是对针灸有点兴趣,可以治些常见的小病,但他们因为不懂科学,怎么解释,都无法消除他们的这种神秘感,于是有不少的大病难病,如几年瘫痪的病人也抬来要我看。当时我采用的方法,是右病左治,上病下治,左病右治,而且接中医的整体观、系统观寻找经络运行不畅的敏感反应点。因为大量的实践证明,只要经络运行不畅的敏感点找到了,病因也就找到了,那么在相应的穴位上实施针灸,就能收到奇效。我记得,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起码治疗过几百人次的疾病,不少患者的疗效都很好,有的甚至是奇效,于是这个大城市来的名医的传闻就传得更奇了。一段传奇就这样留在了那片土地上,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由此我对中医与针灸的兴趣就更大了。后来还把传奇延展到了哲学界,理论界。

       我进一步思考其中的奥秘,研究人的生命活力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局部的疾病与其整体的联系。这其实就是对中医的哲学思考。如从局部与整体、现象与本质的思考过程中,我提出的上病下治、下病上治以及左病右治等针灸治疗方法,其中最有效的治疗之法就是按经络运行的规律寻找敏感点,从这个敏感点得到的信息,往往具有上病下冶,左病右治的规律,这就是中医学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人的上与下、左与右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统一整体,应用整体论,系统论的思想作为针灸治疗原则,确实给不少患者在减除病痛方面产生了神奇效果。这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医学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如何运用现代科学理论进行规律性的认识呢?还是我的妹夫金关涛找到了答案。

        他撰写的《中医与控制论》一文,运用“三论”的理论与思想求解了这一难题。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国自然辩证法通信》杂志上。有的学者说这是金关涛的启蒙论文,更是他成功地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思想,求解中医辩证治疗的难题之一例。金关涛对我说:“其实,这正是在你的中医实践的启示下写出来的啊,你提出的上与下、左与右、内与外以及空间与时间统一的整体论与系统论辩证医疗原则,特别是作为中医的精髓‘子午流注’,对治疗疑难杂症,确实具有奇效。这就是系统论、信息论与控制论‘三论’思想的基础,更是辩证法思想的运用。”

 

       妹妹给我的新天地

 

       妹妹和妹夫,他们从推动改革与发展、促进思想解放的高度出发,注意到了新的科学思想的引进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不仅致力于“三论”在各个领域内的运用与推广,而且更注意到了科学学这一新的学科光芒四射的影响力,所以他们与北京、上海的一批年轻而富有新思维的学者,共同创导引进科学学在中国大力推行,正是基于这一思考。1979年的秋天,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夕,即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关键性的时期,他们在北京召开了科学学筹备会,请了一些国内思想十分活跃的年轻学者来北京,推动这一新的科学体系的引进与应用。妹妹给我来信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你来参加,可以学习一些新的科学思想,可以结识一些思想活跃的学者,对你从单一的学科领域寻求跨学科发展很有帮助。”于是,我就很快收到了一份参加全国科学学筹备会的《邀请函》。当时的院办主任给我送《邀请函》时,对我讲科学院邀请你参会,但是他们的《邀请函》中多了一个学字,应当是科学讨论会,怎么成了科学学讨论会呢?我看了后说,他们没有错,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当时我虽然对科学学的内涵没有深层次的了解,但是作为一个名词我还是知道的,因为妹妹给我说过,科学学是研究科学自身规律的学问。当时,一方面我对妹妹给了我这个机会而激动,但另一方面又很惶恐。一个大学教授,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却拿不出一篇论文来,原因是对这门新型学科一无所知,心里实在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于是我就给妹妹去信,讲了内心的不安。妹妹说没有关系,你来吧,参会的都是一些年轻学者,他们对科学思想的执着追求,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会让你受到感染的;多交几个朋友对你也极为重要。

       多年来,我一直是认为朋友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正如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朋友是风,朋友是雨,朋友多了可以呼风唤雨。朋友圈子大一些,交流得深一些,可以增加新的活力,也可能改变人生。朋友圈子、事业圈子、友谊圈子大一些、深一些,对一个求知者,也是求知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本身也是一个求知的机会,对一个富有参与性、挑战性的学者来说,更是追求真理的机会,一个拓展发展空间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参加。妹妹曾说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一个领域、一个学校,当然我理解她说的不要局限在一个学校并不是说要多换几个单位活,多换单位可能会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增加一些新的活力。但是在大学工作,对我来讲,是我极为热爱的一个职业,我没有想到过更换。这里每年都有从全国各地来的新生,充满活力。我正是在这一批又一批后浪推前浪似的年轻人中,不断增添着活力。

       现在的学术讨论会多如牛毛,但在70年代未可不是这样。一是学术会的质量高,二是那时的学术会确实很少,尤其是全国性的学术会,则更少。我诚惶诚恐地来到北京,直奔友谊宾馆报到。到了这里,有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处处陌生、新鲜。几天的研讨会,更使我如同进入了一个神奇的殿堂一样,忐忑而美妙。全新的思想,全新的观念,全新的话题 ,时刻濡染、浸润着我这个刚入门的新人。如年轻学者赵红洲作的《科学家年龄结构的研究》报告,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了科学家成长的最佳年龄区、峰值年龄区,引起我强烈的兴趣。

        几天的研讨会发了十几期简报,我如获至宝,每天晚上都是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在学习,在思考,有的时候,彻夜不眠,真可谓胜读十年书。一个人一生会经历不少的机会,但像这样重要的机会绝对不多。这次学术会,同时让我结识了不少优秀的学者,他们思想活跃,富有前瞻意识,富有民族责任感和事业心,让我境界升华,受益终生。著名的学者赵红洲、刘吉、冯之凌等同志,至今仍是我极好的朋友,当时他们确实给了我知识的力量,给了我打开广阔视野的金钥匙,从此,我的学科领域更宽了,思想更活跃了,观念更新了,跨越发展的勇气更大了。

        每当一个转折的时期,总有人引路,这是我的幸运。我得再次感谢我的小妹,她给了我一片崭新的天地。

 

        贵人相助

 

       也许有人会问,出席这样一个学术会议,对于一个从事地质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真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吗?其实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破解这个谜题。

        我从小就对哲学辩证思维抱有浓厚的兴趣,也是一个不解之谜。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怎么会对哲学有如此大的兴趣呢?破解了这个谜题,或许对我这样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能走上跨学科之路,在理解方面,会有所帮助。

       早在中学期间,我对哲学就有了强烈的兴趣,那时我还想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呢。可是由于当时国家急需建设人才,考大学虽然也要填志愿,但实际上是由组织安排;我向往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而组织上早已内定我读重庆大学地质系,让我学工并期望我成为一个红色工程师。记得那时重庆大学的校长曾到过我所在的工农速成中学,对我们作过动员,希望我们上重庆大学,理由是需要我们这批所谓骨干充实学校的学生队伍。后来我才明白校长的希望实际上就是组织的决定,所以后来就只能进入重庆大学地质系,专业是矿产与地质勘探。

       虽然读的是地质学专业,但我对哲学的兴趣却没有丝毫的消减。这真是一个谜题。在工农速成中学读书期间,一位老红军同学介绍我读过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应当是我哲学教育的启蒙,而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后来所读的《列宁的哲学笔记》。那时一个中学生读《列宁的哲学笔记》,是很少见的,正是因为少见,所以也就难以从一般意义上被人理解。记得当时父亲跟我的一次谈话。父亲问我喜欢读什么书,我说我在读《列宁的哲学笔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革命家,老父亲非常高兴,而同时又问我:“你读懂了吗?”我说懂啊!他说:“二十年前我是一个追求革命的年轻大学生,参加了左派学生组织,当时也读过《列宁的哲学笔记》,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还运用列宁的哲学思想作过多次讲演,被学校开除后,我投身革命,在工人讲习所里也向他们讲列宁的哲学思想,当时如果有人我问读懂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吗?我同样会说读懂了呀,没读懂怎么还可以讲演呢?但二十年之后再回过来头读它,又不懂了。什么原因呢?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呢?还是退步的表现呢?现在看来是因为我进步了,读不懂了,还需要加深理会。当年的所谓懂,仅仅是字面上的,现在经过革命锻炼进步了,对列宁哲学思想从深层次上理解,对其本质的东西,又觉得还没有读懂。你现在所谓的懂,我看也是字面上的,对其本质的理解,同样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此次谈话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并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我常常在想,怎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读懂一本著作最本质的东西?怎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理解原著的精华所在?由此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读原著,一定要从本质上理解,不能也不应只是在字面上的一知半解的理解,对哲学是如此,对自然科学也是如此。

       在我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得到过许多贵人的帮助,包括我的父亲,我的妹妹;还有许多像李一非部长那样的好官。贵人相助,就是在茫茫人海发现你,在思想深处开导,在重要关头拉扯你、助推你,成就你。

       我们省上有一个老领导,他的名字叫天保。据说是红军在长证的途中遇到他,他当时是四川的西部藏区的一个衣不遮体的放牛娃,毛主席收他入伍当了红军。毛主席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没得名字,毛主席说那就叫天宝吧,天赐的宝贝。从此这个放牛娃就成了战土,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的贵人就是毛主席。全国解放之后,他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党委副书记,后来又担任过四川的省委副书记,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民族领导干部。

       在北京开完学术研讨会回到成都后,我又有幸偶遇了省委一个非常有见地的领导杨超同志。他被誉为中国的黑格尔。他在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两论”(《矛盾论》与《实践论》)写作小组的成员。所以,他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而且是一个思维敏锐、思想解放的高级干部。在我的人生旅途上,因为偶遇,他又成了我指路的贵人。

       我从北京开会回来,对会上最新的学术观点做了一些整理,并写成了一个报告,向当时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省委副书杨超同志作了汇报。杨超同志对我的汇报极为重视,并决定由他主持相关的领导举行一个报告会,由我来做专题报告。因此,我又很快将北京研讨会的材料进行了综合,形成了一万多字的更为全面的稿子,以便参会的人能真正了解科学学的主要内容及研究现状。那场专题报告会非常成功,一些主要观点的讲述,引起了众多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重视。我所说的贵人相助,这就是最重要的相助啊。如果没有杨超同志给我的这样一个舞台,我接受到的科学学的新思想,就没有机会得到传播,就没有机会贡献给社会。更为重要的是,接下来,在他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四川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当时我们是按于光远同志的大自然辩证法的观点,即科学学包括在其中建立了这个省级学会。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当时安排我做了学会的副秘书长。其后任秘书长,会长等,由此步入哲学界。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的人生、我的学识,尤其是我的哲学思想,得到了有力的助推。上了一个台阶,升了一个高度,洞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学哲学用哲学与我的事业同步,尤其是中介思维更是我做事与做人的新思维,做事最重要的是做人,而做人最重要的是一切人与人之间都是互为中介的,你中的长处我要学,我中的不足要以他人的长处相补,人际之间其实都是互为中介的,都有一个互补互融的关系。做事同样如此。做事最重要的是对其规律的认识,而事物的规律同样只有运用中介思维才能揭示其规律,比如股份经济就是中介经济,社会形态更具有中介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以为就是一种亦资亦社的社会特征,所谓亦资就是我们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精华,而亦社则是保持社会主义的精华。其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样是互为中介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对立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发展经济上更是如此。所以中介思维不仅对学术研究揭示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揭示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揭示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规律,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以为就是人与自然是互为中介的思想。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之间和谐,这是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而中介论思想正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哲学基础。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创导的古为今用的思想。其实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同样是互为中介的思维方式。

 

            第四章  “两 论”

 

            “两论”学习小组的“元老”

 

       “两论”(即矛盾论与实践论)学习小组,是由时任省委副书记杨超同志倡议并由四川省委批准于1989年成立的,组织了我省对哲学理论有一定研究基础并对此热心的一些同志来参加。这个小组成立的时间节点,选在党的一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刚满十周年之际,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杨超同志的思路与构想史无前例,其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则更为深远。我是由杨超同志指定参加的。而且实际上担任杨超同志的学术秘书,他的不少学术报告和学术谈话一般都由我整理,整理过程其实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其后又指定我为小组的联络员,每次开会都由我通知,并由我与杨超同志商定小组活动的内容并通知小组成员,所以,我算是“两论”学习小组的元老之一并成了杨超同志的组织助理会和学术秘书。其实这个小组内对我受益最大的还是整理杨超同志的学术报告和谈话记录,有时整理杨超同志一个报告要用一周或更长的时间,需要反复的思考,既要体现杨超同志的思想,更要考虑正式发表时,不能完全接讲话中的一些不似正式发表的表述方式,比如杨老常讲到战争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战争对军事科学的促进这一类的案例如何准确表述,确实需要思考,每次整理的搞子送杨超同志审定,他都高兴的对我说;你不仅把我的思想准确的表述出来了,而且把我的语言表述的特点都表述的非常准确,我清楚的知道这是杨超同志对我的鼓励,但我确实下了功夫,整理别人的讲话稿,确实比自己写文章还难的多,自己写东西,关键是思路想好观念理清,一般是容易的多,而整理别人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要领会主讲人的思想主线和基本观点,同时还要了解主讲者的语言表述方式等,虽然给杨超同志整理他的讲话稿费力不小,但这对我确实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提高的机会。上大学是组织选择我学地质学,因为那时地质学最艰苦而且国家最需要,而现在“两论”小组则是自己的选择,更是杨超同志的认可,我在“两论”小组学到的哲学知识远比大学哲学专业学的更深入更扎实。我虽然没有哲学学历和文凭,但我从杨超同志领导的两论小组学到了大学里学不到的知识。我常对朋友讲杨超同志是我的哲学导师,我是他的不在编制内的研究生。现在不少年轻人非常看重学历和文凭,这是因为用人单位过多的强调学历和文凭导向的结果,而我们这一代人,虽然也重视文凭但更看重的是真才实学,所以我虽然没有哲学文凭和学历,但我在”两论“小组确实学到远比大学或研究生学到的东西更多,更实际。两论小组的学习方式是讨论、交流式,更重要的是观念交峰中,提高小组成员的理论素养。

       这个小组的成员有经济学家、哲学家、科学社会主义学者等,他们都是我省理论界思想极为活跃的学者,其成员相对稳定。起初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整理杨超同志的研究成果《毛泽东思想体系》,其后就是定期由杨超同志出题组织讨论,根据讨论形成的一些重要观点,然后组织小组学者撰写文章或专著。比如由杨超同志任主编的《探索的十年》(上下两册共100万字,其中就有我的十几篇论文),深刻揭示了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时代意义,它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研究成果。我被指定参加,其实,这又是缘分。我这个从小就对哲学有浓厚兴趣的人,参加了“两论”学习小组这么高层次的哲学研究团队,既能与我省的经济学专家、哲学专家一起研究与探讨改革开放中产生的一些经济哲学问题,又能围绕改革与发展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针对性强的学术问题,探讨我在教学和社会实践中所思考的大量的中介哲学问题,对于我,当然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我极为珍惜这个难得机会。我这个人从来有个习惯,就是善于在与别人聊天的过程中或在参加一些研讨会的时候,敏锐而及时地吸收别人闪亮的思想精华,善于将别人智慧的闪光点,融入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中。但我从来不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而是提取、吸收、融合、提高、升华。所以,我在“两论”小组的每次研讨中,如果有所启发,回来后就有写点东西的冲动。写出来后,有的觉得确实有点价值就发表出来,没有发表的,就作为知识的积淀和积累。这个时期,虽然这个小组算不上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机构,有固定的经费和编制,而我们这个两论则既没有固定的经济,更没有固定的编制,小组成员都是从不同的单位走到一起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调到一起的。请注意,我这里强调了这个“走”字。就是说,是一种认同感的凝聚力,使我们集合在一起。大家不定期地研究与讨论一些针对性强的经济哲学课题,由此形成一些重要的研究报告、论文。这种方式在当时应当是一个创举。不是要你来,而是我要来,我想来;也不是调你来,而是认同感强的学者们因为共识,因为渴求,因为责任和使命,走到了一起。当然,首先是因为有杨超同志这面哲学界的旗帜,是以他为核心形成的巨大的凝聚力,成就了这样一个百家争鸣容纳不同学术观点的研究学习小组。现在强调构建学习型社会,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个极好的方式,值得借鉴。

       以杨超同志为核心的“两论”学习小组,经过十年的探索,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一论断,高屋建瓴,意义非凡。

       “两论”学习小组,以其独树一帜的大智慧,提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如何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一些热门话题,并对现实中的一些敏感话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讨论、争鸣、探索,这在全国甚至于在国际上都是少见的。而对改革与发展中产生的敏感话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探索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更是一个推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推动我省的哲学、社会科学不断繁荣与发展的重要过程,更是我个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是我国崭新的一个历史时期,新时期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是邓小平同志,并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也可以说,“两论”学习小组的产生,是以其独树一帜的大智慧,对邓小平理论较早的一种自觉的感悟、认识与支持。

 

             过程论与中介论思想

 

       杨超同志向我们小组的全体成员介绍过,他在延安参加毛泽东同志“两论”的研究与撰写时了解到,毛泽东同志本来是打算撰写“三论”,即矛盾论,实践论,过程论,但是由于战争等原因只完成了“两论”。其中过程论的思想只是在“两论”中有所体现,但“过程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写出来,十分可惜。当时我还记得,在杨超同志向我们介绍过程论时,我就提出,我在大学讲地学哲学与地学辩证法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不解之谜,这就是在地质变迁进程中,完成海陆变迁的过程,给地质学家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可以观察变量与可控制变量的遗迹,如生物化石,沉积特征等。地质学家在对生物化石的观察时,就可以认定哪些地方过去是海,哪些地方过去是陆地,以及它们转化的规律。地质学家发现介于海陆之间转化的过程中,有一过渡带,其标志就是既有海洋沉积的特点,又有陆相沉积的特点。那么,这种现象又如何用哲学的思想揭示其规律性呢?这就应当是地学哲学需要回答的一个极为有趣的问题。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我提出这个不解的问题时,首先得到了杨超同志的鼓励与支持,并由此引起了小组的争鸣。这是因为从传统的对立统一论出发,是难以得到圆满解答的,必须走出传统哲学的束缚,才能为这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找到求解的钥匙。但在当时,小组的学者们,应当说都是传统哲学的坚守者,要他们真正接受这些观点,一般说来是很难的。所以,杨超同志的鼓励与支持,对我来说,非常难得,非常可贵。

       在后来的讨论中,我又提出,不少的社会问题,同样大量存在着这种亦此亦彼的独特现象。比如社会形态人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中级,高极不同时期的社会形态之间同样有过渡态,经济形态又有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中介态,文化形态也是如此,都有亦此亦彼的过渡现象,这种现象它不是对立的,而是过渡性的,是以中介的作用完成一次历史的、自然的、社会的变革。其实毛泽东同志曾提出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而且他强调两头小,中间大,其实他讲的中间,同样是过渡态,后来他又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早就意识到了过渡态,这一中介的重要性,然而中介的思想与他的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则是相悖的。对立的两级其实只在特定时期如战争中,敌我两极是对立的,而在和平为主导的时期,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则是互为中介的。由此让我联想到毛泽东同志只所以强调他的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这是他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相一致的。更是他过左的哲学思想基础。所以由中介哲学取代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应当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毛泽东同志只所以强调斗争哲,这是由于他所处的背景一直是战争的历史背景有关,存在决定意识,那么他所处背景就是战争年代,而建国以来他又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样继承了战争时期的思想。我以为这是毛泽东同志一直保持着极左的路线,最重要的是他的斗争哲,也就是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分不开。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显然与他长期在战争环境下的存在决定了他的哲学思想就是斗争哲学。正是这种思想带到了和平建设时期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指导思想。当时我在小组内提出这种见解,确实富有挑战性,组内成员一般是不能接受这种观念的,所以引起了组内成员的激烈争论,争鸣,但杨超同志是引导支持争鸣。而不是以权威阻止的方式,虽然杨超同志也与毛泽东同志一样同处在战争环境中形成的哲学思想,但他最大的长处是善于听取不同学术观念的争鸣,争论。而不是以权威简单的肯定或简况的否定。这对于活跃学术思想是非常重要一位师长。

       通过思想的碰撞,充分地交流,他们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并不断取得了思想上的认同。我坚持认为,这种差异、相似的哲学问题,哲学家应当做出回答。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只是一个哲学的爱好者,真理的探索者。正因为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才没有那么多传统的对立统一思想的束缚。正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束缚,要勇于挑战传统,挑战权威,这样才能从传统思维的定势中走出来,视野更宽一些。于是我很快写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篇论文:《论过渡状态的哲学意义》。这篇论文,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我在文中指出,对立的两极,如:上与下,左与右,正与负,阴与阳等,这些对立面,它们又是如何完成统一的呢?细心地思考,无不发现它们之中有一个亦此亦彼的过程,无不存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为中介的转化过程。而这个互为中介的转化过程,无论是社会现象,还是自然现象,都存在。由此不难看出,中介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形态,而且更是完成由对立走向统一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这个环节,上与下的对立,左与右的对立,正与负阴与阳的对立,是无法达到统一的。所以对立的统一是由互为中介过程的完成,而这既是过程论思想,更是中介论思想的体现,由此可见中介论与过程论,同样是互为中介的。在小组内我提出这些观念时,组内的同志都得到识同,杨超同志更兴奋的说;我们现在不是两论小组了而是三论小组,即过程论与中介论和相似论的三论小组。尤其是过程论,更是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而没有完成,那我们现在来完成,那确实是意义重大的,不过现在首先还是由茂才同志把中介论与相似论完成,这是他多年来研究与思考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

       后来,研究与思考中介这一哲学命题,逐渐成为了我们讨论的一个最热门的话题,最敏感的话题。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它对矛盾论,最核心的是对立统一的精髓,提出了挑战,我强调挑战权威,挑战传统思维的定势性,更是理论创新的一种勇气和胆识。通过争鸣,我记得我们再也没有回避这些敏感而富有挑战性的命题。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大家的创造性思维得到释放,认识在不断地深化与提高。我对中介思维也得到了不断升化与提高。这样,厚积薄发,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我的专著《中介论与相似论》“横空出世”了,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中介论与相似论》

 

          《中介论与相似论》的诞生,除了我执着追求的内在因素,还有哲学的不解之缘、贵人相助之缘等外在因素。

        这里的贵人,当然还是杨超同志。当时还有组内的其它同志,所以,我一生惜缘惜福,乐于助人,就是受了杨超同志和其它与我相近的这样的一些品格高尚者的深刻影响分不开。

       其实,杨超同志是我早已相识并极为尊重的领导。

       那还是1976年全国闹地震的时候,人们迷信我们龙族的本命之年,必将天摇地动,成都同样人心惶惶。面对如此的现实,我和我的同事在成都地质学院,随即成立了地震地质研究观察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成立了地应力观察站。一是对成都区的地应力变化进行研究与思考,二是对成都历史上的地震现象及其规律做了深入研究。据此做出了成都在当时不可能发生大地震的预测。但是,有一个从北京来的老太太,是人们传说中的地震权威,说成都近期将会发生大地震。杨超同志当时是省委分管科技的副书记,有一天突然通知我向他汇报情况。当时我向杨超同志汇报了我们依据科学研究得出的预测结论:成都不可能发生大地震,但受其他地区大地震的影响,小地震会持续一段时间。记得杨超同志细心地听了我的汇报,然后说,如果做出这个结论,解除了人们对大地震的恐慌,生活与生产恢复了正常,那可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啊,但做这个结论也是有风险啊。当然,我也明白其中的巨大风险。如果这个结论向社会公布后,万一又发生了大地震,人民的生命财产将会遭受十分惨痛的损失。据说我国发生的不少破坏性的大地震,并不是我们的地震预测没有测到,而是我们的地震预测专家怕承担风险不敢做结论,所以预报中小地震几乎准确性都很高,唯有大地震大多没有进行预报。正是基于责任感,我向杨超同志作了敢对人民负责的承诺。我记得杨超同志反复向我讲到这个结论的风险性与责任性,我也以负责的态度向杨超同志表示,我可以到企业到社区向民众讲解地震知识,说明原由,解除大地震之恐慌。正是因为我有如此的决心与信心,杨超同志也很激动地对我讲,你们这样的地质学家敢于面对现实,敢于承担巨大的风险和责任,这种精神实在可贵。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杨超同志为我主持过几次重要的报告会,给我提供了舞台以展示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才能。我在前面说过,我一度时期被人们誉为地震专家,四处受邀做报告,这也是主要的因素。

        三年多后,我因北京的研讨会观念整理一个综合性报告向杨超同志汇报,无意间再次受到他的青睐,进而指定参加“两论”学习小组,使我的哲学之缘和贵人相助之缘的完美结合达到了极致,才有产生《中介论与相似论》的可能。

       当时,杨超同志强调过程论、实践论、矛盾论是一个整体,但我认为过程论是通过中介论完成其认识过程的,研究与思考中介现象及其规律正是对过程论的丰富与发展,因为自然与社会普遍存在着中介化走势。现实社会的差异,特别是贫富的差异、种族的差异、性别的差异、年龄的差异、观念与教育程度的差异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如何从差异中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还是应该应用中介理论,从中找到互为中介的融合或整合的机制、特点、规律。杨超同志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又充分尊重和支持我的主张,难能可贵。而我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篇论文《论过渡状态的哲学意义》,假如没有杨超同志的支持,同样不可能在杨超同志主编的《大自然探索》杂志上发表。正是有此文的发表,才有其后的一系列体现中介论与相似论思想的文章的产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介论与相似论》专著。可见“论过渡态的哲学意义”一文是关键性的一篇论文,而这一关键性的一文就是在杨超同志支持下发表,其后才有专著中介论与相似论的形成。

      “男而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

       这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在周瑜酒酣舞剑时配唱的一首歌的前两句。我时常哼唱这两句。不是因为我此生有多么显赫的功名,而是因为许多的缘分福分成就了我的一点功名,足慰平生。

       中介思维对做人与做我事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人讲的立德,立言,立功其间同样是互为中介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互为中介的。所以中介思维应当是一个创新思维,《中介论与相似论》应当是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它对传统哲学,更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命题。如果我们没有挑战性,就没有理论上的创新,所以这部哲学著作,它是在挑战中创立的,正是因为它富有挑战性,所以它才具有强大的理论活力,先后三次再版, 确实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一位担保公司的老总对我说;我看了你的中介论引起了构建担保事业的思路,担保业就是联结金融与企业的中介,更是联结金融与客户的中介,通过担保这一中介它是增强经济活力的重要环节。这位老总对我还说;你的中介论与相似论思想已成为我公司职工办事的思维理论,确实非常有指导性。公司发展之快与你的理论息息相关。我一直认为中介论与相以论这一哲学思想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 ,运用它为企业创新事来了活力。更为职工和谐带来了活力。同时更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基础。中介论是和谐论的哲学基础,而和谐论丰富了中介论的哲学思想。中介论与和谐论同样是互为中介的关系。

 

            第五章  高 参

 

       高参之缘

 

       1983年5月上旬,也就是我刚提到成都地质学院副院长位子上,负责全院的规划和教学管理工作不久,正在思考学校的发展战略问题、正在谋划治校方略的时候,同样没有想到的一个机会突然降临,又一次实现了我人生重大的战略转移。

       一天上午,接到通知说省委领导找我谈话。因为我们学校是地质部直管大学,一般地方领导是极少找我们谈话的,尤其是我这个在校级领导中担任副职的人。更感到意外,所以为此同样引起了我一些思考,思考之一,我当时只是一个学校工作中的副职,如果是谈学校的工作问题,那就要找正职谈,怎么会找一个副职谈话呢?思考之二,如果是谈副职分管的工作问题,那就不应当省委常委找我谈话,怎么是常委找谈话呢?思考之三,如果是工作变动谈话,那就应当是组织部找我谈,怎么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找我谈话呢?思考之四,我又想到是不是有人举报我个人有违纪行为找我谈话,那就应当是纪委找我谈话,其实我心里明白,我没有任何违纪行为,但省委找我谈话总是带着种种思考走进省委大院。

       我按通知要求,来到省委大院。改革开放以来,我还是第二次到省委大院。记得是晚上七点钟左右,当时等待见我的是省委常、宣传部长许川同志和副部长胡晓风同志。他们找我谈话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向我下达了一个意外的新的任务:参与四川省的“七五”规划编制,为四川省的“七五”规划编制出谋划策。由此让我走向“七五”规划高参之路,对我的人生走向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一直认为人生常常遇上意想不到的机遇,让你改变人生,而这又是一次意想不到的机遇,让我运用自己的知识走向社会,改变着我的人生道路。

       许川同志说:我们看到你关于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发表的一些文章,很受启发,所以请你来的目的就要你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为我省的“七五”规划当参谋;你的任务,主要是负责“七五”期间的智力开发。因为是一项新工作的尝试,复杂性和难度在所难免,但这项工作对于改变传统的思维与传统的方法意义重大。接下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高教局局长的胡晓风同志又作了具体的布置与安排。

       这确实是一个意外,之所以感到意外;其一,我一直在学校里工作,虽然也是分管学院的发展规划,但从来也没有想到省委会让我做全省的“七五”规划这样的重任,这比一个大学的规划自然难度大得多,复杂的多,其二,当时的地质学院是地质部直管大学,与省上基本上没有多少联系,省委怎会想到让我来做全省的智力开发规划呢?正是如此我带着种种思考和种种忧虑见到了省委常委他交待了任务,让我明白了,现实是思考是如何给省委交一份合格卷的问题,这又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需要全新的思维,全新的理念,全新的工作方法与全新的思路,它同样是对传统观念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同样有观念变革与思想交峰,比如计划部门提出这是计委编制教育事业规划的事,怎么是智力开发规划呢?教育部门提出这本来是教育部门的工作,怎么会成立一个智力规划办呢?所以我记得当时的心情是想见这些部门的主要领导听听他们的高见,可是联系了多次,不说见重要的领导难,就是见个办公室主任都难,他们总是各种理由据之门外,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些部门都是实权部门,如果他们不配合,那我们的工作确实难以开展,起步就遇到过预计中的难题,起步就遇到传统思想的抗争,虽然省智力规划办,当时就想到这些部门的重要性,请他们安排一个中层领导参加办公室工作,但他们一直没安排,当时我就在想可能是这些实权部门虽然省委的决定不好反对,但内心是不能接受而用取弱托的办法的一种表现。但那时的省委非常有远见有眼光,他们看到了智力开发这一重要的走向,所以省委决定要以全新的理念,全新的科学方法编制”七五“规划”。 这一决定本身就是对传统思想,传统观念富有极大的挑战性,有省委的支持,我的信心就更足了,勇气就更大,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四川省委智力规划办,在全国也应当是首创的以专家为主体的智力规划办,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决定并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舞台,一个全新的空间,给了我实现新知识价值的良机,给了我一个为全省谋略“七五”、充当科学高参之机会。其实我明白,就我那点一知半解的知识,做如此重要的工作是不称职的,加之省里相关实权部门不支持,这就更难。人们常讲有志者要知难而上,而这一现实真正的呈现的眼前,确实要有极大的胆略和勇气。首先是传统观念的挑战,其次还有谋略与方法的准备,因为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当然要有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思想,更要有全新的方法。比如系统科学方法,我只是有一点皮毛的知识,运用来谋划全省的智力开发规划,难度确定非常大。

       我也没有想到,省委对我仅仅是关于现代管理的一些理论与方法进行的思考,撰写出的一些小论文,如此关注。原来我们的领导一直在关注一些新颖的思想与观念。要知道,那还是一个计划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知识的创造力、影响力,还没有被社会大众认同,至于系统科学理论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刚刚亮相。对于刚亮相的全新理论要在实践中应用,更是全新的尝试。这之前,我作为高等学校一个刚刚走向领导岗位的学者,利用学校管理的这一舞台,运用学到的一点新知识,作了一点大胆的尝试。比如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高校管理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师资队伍结构问题,学籍管理、课题管理等问题,作过一些研究与思考,并作为论文发表出来,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关于高校师资队伍结构的分折与预测》一文,引起了不少学者与管理者的关注与重视。但我没有想到这些小文章居然被我们省委的领导同志看到了,而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决定由我主持一个以专家为主的班子,运用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充当全省的“七五”规划的科学高参。

       其实我心理明白,掌握了一点一知半解的新知识,联系一些局部的实际写几篇小文章容易,可要充当全省的“七五”规划的科学高参,而且要对“七五”期间的智力开发做科学的规划,那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接到这意外的任务,心里依然惶恐,有喜有忧,有压力。但我又想,压力同样是动力。就是在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情下,我领受了任务。

       但我不得不说,这即是我后来走上高参之路的前缘,或者说是一个伏笔。

 

          敢以小智谋大业

 

         领受任务后,所想的自然就是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如何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制定一个全省的“七五”智力取胜战略规划。

        实际上,当时提出智力取胜战略,其本身就是一个对传统思想极富挑战性的命题。我省重视智力取胜战略的本身,又是一个富有远见的选择,而将它确定为我省“七五”规划的核心与关键,更是一个超前的战略性定位。这一举措我想在全国也是独树一帜的。正是从这意义上讲,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突破传统观念的约束,其实又是一次在浪尖上创业的机会,只所以强调浪尖上创业,那是因为当时的主流思想是资源优势取胜战略,人们看到想到的是资源优势(主要是自然有资源),而对智力资源它比自然资源是更重要的资源这一重要观念,确实极少有人想到,所以我们提出出智力资源取胜战略,更是一次对传统观念富有挑战性,而省委让我主持智力规划办工作,其实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高参。

       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人,求知欲之强,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的;那种肯学肯干毅力,更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的。我们给自己的人生定位就是求知的一生、学习的一生、求新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挑战人生,挑战全权,挑战自我的一生,而我们的学习方法,也不是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能理解的。我们不是学好了再用,而是边用边学,边学边用。所以,我们随时都有做一个新战士的勇气。

       所以,领受了任务后,心里虽然有些惶恐,但变压力为动力就成为了思想的主导。因为我知道,完成任务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善于学习的过程,就是顺利完成任务的过程。毛泽东同志的名言“读书是学习使作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革命战争常常是民众的事,不是学好了再干,而是在干中学习,干就是学习。”这就是我们这代人所受的教育,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工作作风。敢以小智谋大业,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勇往直前的底气。

       当然我知道,有了勇往直前的胆识和底气,这只是精神的准备,要做真正意义的科学高参,要在真正意义上确立和实施全省“七五”规划中的关键与核心的智力取胜战略,更重要的是勤奋工作,科学谋划。而科学谋划的前提,是要组成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团队。这个团队的成员不需要多,要精。

       为此,首先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智力开发规划办公室。这是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组织上的一个落实。这个办公室在省委智力开发规划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省委确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省委常务副书记聂荣贵同志,副组长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川同志和省委常委科委主任宋大凡同志。成员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省高教局局长胡晓风同志和我及其他一些同志,并决定由我担任智力开发办公室主任,主持智力开发规划的日常工作。省级相关部门,如计经委,教育厅,高教局,统计局,财政厅等单位,各指派一名中层领导参加这个办公室的工作。同时做了一个较为科学的工作程序和计划,制定了智力规划办的工作细则。这三件事情完成之后,就打下了展开工作的基础。接下来,我向省委建议,省委应赋予智力规划办一个权利,就是可以在全省范围内选择优秀的专家学者参与此项工作。省委很快就同意了我们的建议,并决定由我们提出名单,省委通知相关单位借调。由此不难看出,省委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这在全国也是极为少见的。但省委越是这样重视,我们的压力也就越大,其实压力更是动力。那时智力规划办几位专家每天都要对智力开发这个命题讨论,常常争论的非常激烈,正是从争论中,观念碰撞,思想交峰中得到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思路。

       现在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个球体斜坡理论。我想,这个理论正是对我当时工作的一个写照。因为所谓球体斜坡理论,就是形容那些富有创造性挑战性的追求者,像斜坡的一个球体,存在巨大的下滑力,若要成功,必须要抵御这一巨大的下滑力,才能达到光辉的顶峰,否则只有滑到谷底。我当时面对的事业,随时都能感觉到那种巨大的下滑力。所以,一个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者,最重要的准备了谋大业者超常的智慧与超常的努力。没有超常的智慧和超常的毅力,决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我清楚的知道自己并不具谋大业的智慧,但是我有谋大业的理念和信心,所以我定位为以小智慧谋大业的勇土。

 

       案例分析与理论升化

 

       在省委的强力支持下,我们的专家团队组建起来了,其中不乏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唯有一个高智力团队的通力合作,才是完成任务的保障。

 我们的这个专家团队的成分,包括了系统工程专家、统计学专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我们的工作是全新的,我们的组织模式也是全新的,工作方式与思维方式也是全新的,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和依靠多学科专家的整合优势。

       我认为,从事智力开发规划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较为普遍地提高人们对智力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的认识,对知识作为生产力与竞争力的认识。因为在那时,人们更多地是对物质形态的生产力看得更为重要,尤其计划部门的认识更是如此。所以,如何让人们充分认识知识、智力、人才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这成了当时我们智力规划办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细致、耐心的工作,比如我们智力规划办应邀到相关部门作报告,地区作报告等。就是为了宣传智力对经济增长的倍增功能。

       我本人也必须努力地实现全新的工作、全新的事业的转型,由单一的学校管理与教学工作,转向社会,转向调查与研究。这对我而言,当然又是一个难得的多一些了解社会的机会,多一些开拓视野的机会,多一些认识社会生活的一些规律性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极好的学习的机会,提高的机会。因为要做好此项工作,一方面要有较强的理论根底,特别是关于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还要更深入地学习和研究,由小智慧向大智慧提升,另一方面,是要做大量的调研工作。而当时的计算机处理数据由地质部设在成都地质学院的西南计算机中心来完成,因为他们是真正的行家,有他们的支持,让我放心多了。不仅可以解决技术上的难点,而且可以节约经费。

       调研工作包括宏观的调研和微观案例的分析。而微观案例的分析的关键是案例的选择。案例的选择,一是要有针对性,二是要有典型性,三是要有代表性。按照这个原则,当时我们首选的是新建市德阳的广汉。广汉当时是乡镇企业发展最好的一个县,其次选择的是什坊县。这两个县各有特色,共同之处,就是乡镇企业发展得好。我们应用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对其进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深度研究,做出了两县的发展战略规划,在我省史无前例地开了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与规划的先河。

       案例是可以充分体现知识、智力、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用大量的事例来说明知识、智力、人才对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的推动作用。我还记得,我们对专业户、专业村镇先富起来的人的文化程度进行了认真比对和研究,特别是专业人员的专业水平与富裕程度的相关性分析,对知识、智力、人才重要性的佐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专业户的经济增长与他们的知识增长是明显的正比关系,尤其是与专业相关知识的增长,其关联性更强。后来我们又做了大面积的问卷调查,同样证明了知识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必然的相关性。同时,我们又从全国的一些相关数据的比对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说明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做企业的经济增长率就越高,特别是从事职业教育的专业人员,办企业的效益更好。由此,我们得出了知识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具有增值性增效性的重要结论,进而确立了智力取胜的战略思想。并运用这一思想,成功地规划出了两个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在当时,不仅是全省,而且也是全国最早从事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

 

        智力资源向智力资本转化

        ——《宏观智力论》专著的问世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们撰写了《四川省智力开发与专门人才预测》的总体报告,而这个研究报告进入了省的“七五”规划之中并成为七五规划的重要部份。应当是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这个研究报告中,我们对全省智力资源作了深入的分拆 ,分折中,我们发现,全省智力资源从总体上讲在全国占优势,但开发程度低下则是劣势,其次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细分折不难看出;全省的智力资源由于我省人口大省决定了智力资源中,中小学教师比例最高,而真正在第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则不足,高科技人员集中在三线企业和大学中,而且那时科技人才的流动又受到封闭的公有制制约,第一线的科技人才的作用难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无论是从学历结构,还是中高低技术人员的合理配置,都存在大量的问题,这些结构不合理现象,影响着智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等,在报告中,我们不仅提出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我们提出了对策方案与建议。与此同时还就智力开发这一主题,撰写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和若干阶段性的研究报告,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新价值成果。比如人才资源占有税的提出,起用有争议的能人的提出,还有脑袋里富有者要向口袋里富有转化、只有占领智慧的制高点才有可能占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智力是对经济产生倍增功能的一种资本等等全新的概念,极富挑战性,有的观点甚至有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我记得人才资源占有税提出后,新华社的同志就做过多次的采访并发了内参。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段经历,思想与学识都得到了升华,并引起了我对这一领域的长期关注与研究,其后出版的《宏观智力论》专著,就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那时知识经济的概念还没有引入国内之时,《宏观智力论》的出版应当说是国内第一部知识经济的著作。

       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们对实际存在的唯学历论,唯文凭论,唯资格论等观点,同样提出了质疑,甚至批评。我们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提出了重视知识、能力、素质,人品、人格、人气综合评价人才的理论与方法,并积极与成都军区政治部合作,创办了《两用人才报》。我还做了《两用人才报》的顾问,为其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还开设了新技术革命讲座、实用人才讲座等。这些论文与讲座,都是针对那种强劲地追求文凭学历而忽视人品与能力的错误倾向的。我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这一重要观点,那是因为这些观点在二十年之后的全国人才工作会上,被接受了,由此让人感到非常高兴。

       在智力开发规划期间,还出现过一段插曲。这就是我们中有一位学者,是我们做智力规划的骨干;虽然说他确实是此项研究工作的主要骨干,但是对此项工作贡献大的,还有许多的学者,包括科分院数学研究室的几位学者,其中有一位就是后来的院士张进中先生。实际上此项研究工作,体现的是众多学者与实际工作者共同参与、多学科整合的优势。但是我们那位学者,他因为意识到这个首创的研究成果的重要价值,便要作为他个人的成果申报,由此引起了大家的反对与愤慨,当然也引起了张进中院士的强烈反对,其结果自然是这位学者的行为被制止了,其人格也同时受到了指责。我说出这件事,不是数十年后有意揭别人的短,而是反证我们当时的事业是多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当时又是多么地具有成就感、自豪感。

 

       智力取胜与思想解放

 

       在智力取胜战略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与重视的情况下,我省的一批思想活跃的先行者,他们以极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到依靠智力资本的优势走向富有之路的必然,看到了依靠智力资本的优势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的必然,发起并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在全国来讲,又是一个新生事物出现了,这就是了四川省智力开发者协会的成立。

       它的成立,标志着智力资本对经济的倍增功能和对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作用,已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关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蔚然成风,也标志着思想解放时代已经开启。

        当时,协会成立的具体过程,我没有参与,但我是全省智力开发的创导者与组织者,所以我应邀参加了成立大会。记得是在1983年秋成都锦江宾馆的9楼会议室,成立大会开得隆重而务实,我荣幸地当选为首任会长。作为首任会长,当然要讲几句话。就智力开发方面,当时我还确实有一点发言权,因为我不但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还进行了一些深层次的思考。所以,在会上我讲了“智力取胜战略是时代的选择”这样一个鲜明的主题。

        在讲话中,我再次阐明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当时关于发展战略的选择仍然有两种:一是自然资源取胜战略,一是智力资本取胜战略,我当然是支持后者的。人力资本已经是现在通用的一个概念,但当时我坚持认为,人力资本的核心资源就是智力资本,对这种观点,现在看来它应当是正确的。正是因为我讲了一些新的观点,因而受到与会代表的关注与重视。其后此协会围绕智力取胜这一总体构思做了大量的工作。其重要活动,主要是研究、宣传、推动智力资本的市场运作,使其真正意义上实现智力资本的增殖、增效,体现出对经济的倍增功能,从而推动了四川的思想解放,推动了四川的改革与发展。后来协会的不少骨干走了重要领导岗位,也有的成了策划大师,更有不少的成为了十分成功的企业家。这就是社会变革造就杰出人才的道理。

       这样一来,智力开发者协会似乎就成了杰出人才的摇篮,我也就成了所谓的人才学专家,在全国的人才学界也有一点发言权了,还被推选为中国人才学会的常务理事、四川省人才研究会理事长。其实,我在这方面说不上有多深的研究,更说不上是人才学专家,只能说我非常热爱这一事业。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是人才的问题。所以,多年来我一直都很关注人才问题的思考。我还记得就是在这年的秋天,省委组织部承办了一个全国组织人事理论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了此会,而且要求我作一个发言。因为当时因想发言的人很多,所以通知我发言的时间要控制在15分钟之内。我为此作了一个题为“尊重知识与尊重人才”的随意性的发言。当我讲到10分钟左右的时候,主持会议的省委组织部部长冯振五同志给我递了一个小条子,我以为是提醒我时间要到了,但我一看,写的是要我放开讲,不要受时间的限制。这种全国性的学术会给这样的待遇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给一个不知名的普通学者这样的待遇更是难得。一则说明组织部部长是一个思想解放的领导,二则也说明这个不知名的普通学者讲了一些不普通的见解,讲了一些言之有理的东西,引起了听众的兴趣。也就是此次发言,据说被组织部部长看上了,觉得也算个人才吧。而且有传言说就是因为这次报告引起了组织部长的重视推荐我到社会科学院任职。

       智力开发者协会的成立,智力取胜战略的广泛认同,在八十年代初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又是全国性超前意识的创举,只能说明当时四川省委思想解放的先行,而智力取胜战略,又反过来推动了思想解放的进程,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说到思想解放,另一件事我在这里也必须写下来,因为它同样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两用人才报》创办后,确实在宣传智力开发、人才战略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重视,但它毕竟是军队的报刊,面向社会大众就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因此,当时一批热血青年,主要是大学的青年教师,为推动改革与发展,创办了《大时代》内刊,我为其写了发刊词。那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内部刊物,每一期都有一些前卫的文章,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所以它对于推动改革,推动思想解放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团结了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人。这批年轻人后来大多成了改革与发展的带头人。《大时代》不久后停办了,留下了昙花一现的遗憾,但它短暂存在的影响和意义却是非凡的。许多人以它为路标,在改革开放的巨大变革中,走上了成功之路。

 

              第六章 

 

         地矿部的“黄埔军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全党的思想进入到了一个极为活跃的时期,四川省理论战线也进入到 了一个极为活跃的时期。这时,四川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成立,我被选为常务理事秘书长主持学会的日常工作,又为我和我的同事们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与交流平台,让大家对从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与宣传,又了新的机遇。就在那年,我们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全国自然辩证法理论讨论会,给了我一个学习机会,一面为理论研讨会服务参加秘书处工作,一面又是参会者,听取了与会学者的发言报告,非常受益。就在那年,我参加了由妹妹与妹夫等年轻学者发起的、在成都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学术讨论会。我同样既是参会者又是办会的服务者,在会上我了许多学者的发言尤其是听了妹妹和妹夫对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最新学术见解,其后又看到他们合著的《论中国超稳定性社会结构》及刘青峰的《让科学光芒照耀着我们》等重要著作,从中得到了许多启发。在这样的背景下,使我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和解放,创造性的思维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想干点事的冲动非常强烈。就在这样的冲动下,在我的脑海中,一个新的创意产生了。当我把这个创意讲出来后,得到了许多同事的赞同。这个新的创意就是在全国地质系统,以提高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与科学管理水平为目的,在成都地质学院开办一个现代管理科学培训班。

       按照确定的主题,我们向地质部党组写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报告。报告送上去后,其实我们也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创意、作为一个想法呈送给领导而已。但意外的是,我很快就接到通知,上京面见部领导。

       在北京,地质部部长孙大光同志亲自接见了我。当时,我仅仅是我们学院的教务处副处长,直接受到部长的接见,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大光同志是一位思想极为敏锐的知识份子领导干部,办事雷厉风行。他对我们的报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重大举措,并作了一些具体的指示。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地质部的政治部主任、教育司司长、科技司司长等。大光同志说:“国家在经济转型和社会的变革中,最需要的就是干部知识的更新,尤其是我们地质部门,专业性过强,各级管理干部对现代管理知识来说,基本上可以说是文盲。所以普及他们的现代管理知识,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迫在眉睫。干部培训是一项战略性和长期性的任务,你们提出的建议,其实也是我们正在考虑的事。既然你们提出来了,就由你们主办此事。今后,成都地质学院可以作为我们部的培训基地,部里全力支持你们。”

       大光同志指示之后,在极其兴奋的状态下,我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实施意见,就是先办大区研究所所长和各省局科技处处长以上的干部培训。我提出这个意见的理由是,第一,科技管理部门的中层管理者文化素质较高,接受现代管理的新知识快一些,第二,中层管理者可以向两级延伸,对上可以影响局级领导,对下可以普及全员的现代管理知识。我的这个建议,当即得到部领导的认可。

       部里决定,培训班由地质部科技司主管,由成都地质学院承办。就这样,被称之为地质部的“黄埔军校”,诞生了。

 

       成功的开局

 

       那时参加培训班,没有学历教育证书,但要发一个培训合格证书。这个证书只是学员经过现代管理知识培训合格的证明,只是学员参加培训后具备了一定的现代管理知识的证明。其实,那时人们对学历看得并没有现在这么重,看重是求知欲的满足。所以那时的学员,他们是带着问题,带着大量现代管理中的实际问题,来寻找答案的啊,所以凡是有机会来参加学习的学员,他们都非常珍惜,学习非常认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却促进了他们现代管理知识的快速增长。

       所以,办培训实际上也是在办教育,关键是要为他们选择优秀的授课者。

       作为科学学与现代管理知识的授课者,国内在这方面具备条件的,就只有我在北京参加的科学学的学术研讨会上,结识的那批普及科学学与现代管理知识的先行者、倡导者。对于他们来讲,新知识需要传播,而对于求知者来讲,急需他们来传授。所以在那时,科学学、现代管理知识,还处在一个启蒙时期。求知者需要授知者的指导,传知者也需要在授知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所以,求知者与授知者,同样是在差异的融合过程形成了双向优势的提高。

       正因如此,我们请了当时被人们称之为“冯铁嘴”的演说家,还有刘吉、张念椿等这些所谓的上海四条汉子来讲学。“冯铁嘴”现在是中央明盟常务副主席,是一位非常敏锐的学者,非常具有演说感染力的学者。八十年代初办这类培训班在全国同样是先行,我们请的学者都是当时全国一流的学者,通过办班不仅传授的是现代管理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对推动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作用。

       还记得是在1980年的春天,万物复苏,莺飞草长,我们的第一期培训班开学了。恰在此时,我需要参加晋升副教授的外语考试。那是我省的第一次,也是我院晋升教授副教授的第一次考试。这对一个学者来讲,是极为重要的一次水平测试,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机会,我当然不能错失。可关心我的朋友对我讲,你现在抓教学管理,在组织培训班开学,几件重要的事在同时进行,这么繁杂,哪件事做不好,对你的影响都很大,尤其是外语考试如果通不过,影响更大,你最好申请作为特殊情况免试。但我觉得,正因为我是教学管理的负责人,我更应带头,更不能特殊。所以,我决定参加外语考试。

       平心而论,在培训班的开局时节,我既要安排各项事务,还要承担一部分讲学任务,压力实在太大,我是可以作为特殊情况申请免试的。但我顶住了这种压力,并以必胜的信念和极大的勇气和热情,迎难而上,终于圆满成功了。考试成绩优异,培训班胜利开局。这两件事,在我人生中,都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尤其是培训班良好的开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首先,是对成都地质学院实力与知名度的提升。当时,在地质部系统内,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排位,成都地质学院是所谓的老三。老大是北京地质学院,老二是长春地质学院。但老三办了一件老大与老二没有想到更没有做到的事情,这种影响就不言而喻了。其次,对成都地质学院实行开放式办学,也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请全国的一些新知识的权威来学院讲学,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机制新的模式。而来至全国地质系统的学员,也包括吸引来的许多旁听生,他们带回的是新的现代管理知识,带回的是系统科学的思想,带回的是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事实证明,正是他们推动了地质系统的改革与发展。同时,地质部的“黄埔军校”,也极大地推动了我院的改革与发展。

 

       新知识和我的新机遇

 

       培训班的特点是针对性强、现实性强、时代感强,而且成效显著,影响大。正因如此,我们当时不仅在战略上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且在战术的运用上也是成功的。当时所请的学者,不仅是全国一流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是国内引进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的带头人,是联系我国实际推动思想解放的带头人。也正因如此,有他们讲课,我们办的培训班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是新知识的力量。

       从八十年代初开办现代管理培训班先后办了四期,地质部正准备办局级管理培训而且似将地质部司局以上干部由成都地质学院办成地质部管理培训中心,因我调省里任省委智力开发规划办主任而中断。所有的学员,无不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新的知识。在学习的过程中,许多学员联系科研管理的实践,撰写了不少颇有价值的论文,而且还对地质部门的改革提出了不少颇有价值的建议,受到部领导的高度重视。恰巧在这个时段,正是地质部调整省局级和部级领导的时候,这些学员几乎都先后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主要是因为他们学到了新的知识,特别是学到了现代管理新知识 、新思想、新观念,用不少同志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讲出来的话都是些新话,观念变了,思想也变了,具备了“将军”的素质和才干。后来人们把这个培训班称之为地质部的“黄埔军校”,其原由正在于此。

       与此同时,对我们办班的同志来讲,也同样成为了一次难得的学习与提高的机会。如果说我们办的是新时期的“黄蒲军校”的话,那么,这也是我本人一生中难忘的一次军校教育。因为我也因此当上了“将军”—走上了院领导的岗位。这次提升,对我而言,也算是实现了一次跨越,因为我当时还是副处长,跨越到副院长,突破了传统的台阶论。而且我还记得,当时院领导班子的调整,是原班子的全部“下课”,然后组成了所谓的七教授治校的新院级领导班子。这种模式在全省的高校中也唯一的,在全国也是少见的。这种模式的形成,起重要作用的是当时的院党委书记柳运光同志。本来地质部是要他留下来过渡一个时期的,但是柳运光同志不同意,坚持一步到位。促成一步到位,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学院的老班子,由于文革派性的争斗形成了不少的矛盾,解决的最佳办法就是全部退出领导班子。

       在这个全新的教授治校的班子里,惟有我算是懂得一些管理理论与方法的一员,其他的都是硬科学专家。当然,我懂得一些管理知识,并应运所学的管理知识对全院的管理作为试验,作过不少新探索与思考,只是因为当时还处于管理科学的普及时期,我也还是一个刚入门的新学员,距离真正的软科学专家,还只是一个起步阶段。正因为是起步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思考与新的选择问题。是做一个地质学家还是做一个软科学专家?是作一个普通的学校管理者,还是做一个有作为的学校管理者?我的理念是在浪尖上追求完美的创业,大学里工作说不上是浪尖,但当时地质学院由于文革派性矛盾还是非常尖锐,保守势力还相当有势力,你要推进一项改革难度同样非常大,而追求新的管理思想尤其是追求完美,那就更难。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浪尖上追求完美创业理念,其实并不过分。比如当时对教师与学生之间寻求合理的结构的分折与预测中,就发现不少问题,如何合理的安排教学,如何把最优秀的教师安排到教学第一钱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就势必有的教师不称职者要陶态下来,而这部份被陶态的教师自然就遇到阻力。而称职与不称职之间如何认定,如果没有科学而合理的评定标准,同样难以认定,求解这道难题同样是管理科学的理论与实践。那时运用现代管理学知识推进学校的科学管理,虽然遇到不少阻力,但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在全省高等学校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电话教学在当时地质学院在全省的高校中是领先的。

 

          第七章 

 

         由教授治校之罪到教授治校之荣

 

       “教授治校”的主张曾经使不少有识之士罹难。在受“极左”路线干扰的那些岁月,教授治校是有罪的,提出教授治校者几乎被认为是取消党对学校的领导,是反动知识分子向党夺取学校领导权的表现,不少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就因为提出教授治校而被打成“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既经历过教授治校有罪的年代,又迎来了教授治校之荣的时代,迎来了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时代。如果没有经历过教授治校有罪年代的人,他是很难理解教授治校之荣的深刻意义的,更无法理解我们这一代人此时的心情。所以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由教授治校有罪走向了教授治校之荣,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极为兴奋的年代,让人由此产生出巨大的热情和忘我的精神,并由衷地认识到,教授治校是一个崇高的事业。

       我在高校工作二十多年,由一般的教员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又由一般的教员经中层管理岗位,走上了校级领导的治校治学之路。期间有学科的跨越,由单一学科经多学科差异过程的融合而产生创新能力;也有职称的跨越,由一般的教学人员跨越为副教授、教授;更有领导职务的跨越,由副处长到副院长的跨越。这些所谓的跨越,对一个追求事业的人而言,应当算是一条成功之路。但无论是学科的跨越,还是职务的跨越,对我来讲,其实从来都没有包括我要升官之类的追求,只是一个朴素的念头,就是想做些事。现在不少跑官要官的人,他们是通过种种手段而得到了官的。我不赞成这样做,而且我讨厌这样的人。可如今又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一个官本位的现象,一切是以做官为重。这极不正常。另外,想做事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官就可以利用你的权力做事,成功的机率也就很高,反之,你想做事但没有权力,做事成功的机率就低得多。这又是一种社会现象。我是一个想做事,但从来没有想到要做官,可是做事的过程中又给予了做官的小舞台,会做事想做事的人,小舞台也可以用来做更多更大的事。

       当时,对一个刚走向领导岗位的副校长而言,一方面我要作院领导所分管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继续办好培训班。并且我还担任了重要的讲课任务。那时由我主编了一本教材,就是《科学学与现代管理概论》。它是学员的基本教材,也是我学习、研究、思考的一个成果。教学相长,同时我从学员中间也得到了极为丰富的营养补充,因为要教别人首先要向学员学习,这就是要做一个好的老师,首先要做一个好学生的道理。当时我还认识到,治学的成果又是治教的基础,治教的成果,又是治校的基础。作为一个新上任的学校领导,我也拿出了新的举措,就是开拓新的学科。我坚持管理科学不能只作为培训班的课程,而且要进入到大学学历教育领域内,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出发,学院一是创办了系统科学研究室,二是创办了系统管理杂志。前者后来升格为管理科学系,后来又升为管理学院,进入了高等院校的学历教育;后者发展成为现在的地质科技管理新学科。但那时,我们的起步却是极为困难的,主要是观念的阻碍,因为地质学院是一个专业性强的院校,是按苏联的教育模式办的。可是这种办学模式最大的敝端就是教学资源的浪费。因为任何一个专业性院校,任何一个专业教育,其基础还是综合性的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管理学、哲学等,它是任何专业都必备的基础,如果是走综合化的办学道路,那么这些学科的资源就可以有效地整合。这样,不仅对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可以对教学资源进行最大可能的合理利用。但那时苏联办学模式的影响太深了,所以当时我提出的一些综合化的办学思路,自然难以让更多的人理解与支持。一些传统思想太重的人,包括部分校领导,坚持认为应当在传统学科专业领域内下功夫,综合化办学也不是一个专业院校的发展方向。但我仍然固执地保留了专业院校应向综合化方向发展的观点。我甚至提出,传统的地质学,也应向综合性,系统性,整体性方向发展,也就是人们当时讲的地球科学。我还建议成都地质学院改名为中国地球科学大学。可喜的是,这些天方夜谭似建议与办学思路,一面受到那些传统观念极重的人的反对,一面又得到了一些有远见的领导的重视与支持,特别是地质部领导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他们把地质部新购进的在当时是最好的计算机调拨给我院,他们还把地质部在西南的计算中心布局在我院,这样的硬件在当时的国内也是领先的,而最重要的是,人才的问题也得到了落实,从全国调了一些骨干过来。这些有效的措施,应当说为学院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因如此,后来才有了信息管理学院与信息工程学院,并成为了现在成都理工大学的一个热门专业。

       我还记得当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充分地对全院的学科资源进行了有效的整合,成功地为我院争取到了四个博士点,为发挥传统学科的优势提高传统学科的学术地位奠定了基础,也为现在的成都理工大学博士点的合理布局和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也正因如此,现在见到理工大的一些老同志,他们说,大家一直怀念你在校的那段历史。

 

       教与学的经历给了我力量

 

       在治学治教治校的过程中,有时候的坚持,是要有勇气和力量来支撑的。而这样的勇气和力量,又是不断积累起来的,包括一些特别的经历。

       在大学的校园里,每年都有从全国各地来的大学生,和他们在一起,我既是他们的老师又是他们的学生。作为老师的任务就是既要教书又要育人,作为学生我又确实从一批一批的年轻人那里,学到了他们的许多新的思想。在高等学校二十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特别是在成都地质学院任教时期,更有我难忘的一段历史。这就是教育革命、开门办学的时期。

       当时我是一个专业连队主持开门办学的负责人,那时最时尚的是“造反有理”,最具有发言权的自然是工、农、兵。知识份分子成了社会的底层。可是办学没有他们还是不行的,所以组织专业连队一开始就遇到一个问题,这就是所谓有些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要不要的问题。对此,有的连队不敢要,而我则认为办学还是要依靠这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所以凡是别的连队不敢要的我都要,而且这些老师多数又是我在上大学时的老师,所以我不仅要他们而且对他们极为尊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组成的专业连队,虽有政治风险,却有知识优势。我敢这么做,还因为当时有一个好的党委书记赵驿同志的支持。当时我们开门办学的地点选在河南的大别山地区,所以我们的连队又称之为大别山连队。这是革命老区,从政治上讲,我们充分运用其政治优势,对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如请老红军作革命传统报告,参观革命传统纪念馆等。当我回顾这段经历时,有不少动人的事让我难以忘却。比如,我们的师生每到一处就为老百姓做好事,如当时缺水,我们就运用地质水文知识为他们找水。他们说老红军又回来了。有一天,我们正在炎热的山上做地质考查,意外地遇到一个老爷爷,提着一壶热茶送到了我们面前,他说;“你们辛苦了,送点热茶以表老区人民的心意。”在场的同学们被深深地感动,从而也极大地激励了我们。由此我想到在那一段特殊的开门办学时期,我们在当年的老根据地进行教学工作,确实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一点在校园内是绝对得不到的。与此同时,我们依靠老知识分子的能力,对学生进行了实战训练,使我们连队在开门办学的实践中不仅为当地老百姓解决了不少的实际困难,而且解决了不少地质学领域的重大科研难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进行的现场教学,大大提高了教师和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开门办学,确实也培养了一批在后来的事业上的成功者。如现在的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就是我们这个连队的主要骨干之一。

       就在那个时期,我由连队调到教务处任副处长,也算是提升吧,而且那时的地质学院党委书记,确实是一个开明开放的党委书记,他为了推进学校的改革与发展,选了几个对改革热心的同志成立了教育学大庆办公室,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并做了办公室主任。

       当然,我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绝不是当上了个芝麻绿豆官,而是得到了锤炼,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勇气,让我在治学治教治校的过程中受益。

       记得那是在1980年的初年,我已升任副院长了,当时78届的研究生中,有一个带头罢课的学生,就是后来曾做过成都理工大学校长的王成善同志,向教务处和校领导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学生罢课的申请。当时我正是分管研究生工作的负责人,所以由我来接待他。他们提出的罢课理由是按教育部的规定,研究生要设自然辩证法课。但因当时没有自然辩证法教师,就由哲学老师来给他们讲哲学,为此他们要罢课。他们的理由显然是站得住脚的,但是现实的问题是没有师资。怎么办呢?我作为学院主管研究生的负责人,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觉得学生的要求合理,另一方面确实又没有教师。解决的办法,一是可以请求兄弟院校支持,二是自己培养。但这两个办法都不现实,眼前的问题是学生必须尽快复课。

       这时,我的勇气上来了,决定由我来讲!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既然站出来了,我就要担当起来。当然,我更明白,教学是一项极为严谨的工作,如果我讲不好再引起学生罢课,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为此我构想了一个讲课的思路,就是决定讲地学思想史和地学辩证法。一是因为我有地学专业的优势,二是因为正好满足学生专业上的要求,三是我还有一点哲学的基础。

       讲地学思想史与地学辩证法,对我来讲虽然有地学的基础,但它是一门新的交叉学科,讲好也是件极不容易的事,从思想史的角度讲,更难。为了讲好这门课,我找到了英国出版的《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时期的地球科学史》。这是一部非常权威的地学思想史,我如获至宝。因为书中有我讲授地学思想史与地学辩证法非常丰富的内容。一部地学思想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地学辩证思想史。比如地学史中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是从“天方”与“地圆”之争,到天体与地球之间统一的理论。这就是天体与地球之间差异中的一致性。从不同的学派之争到统一的地应力场,从火成学派与水成学派之争到成控理论的出现,从突变论与渐变论之争到差异中的统一性等。可以说每一次重大的学派之争,往往是地学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的突破,所以研究与思考这些问题,不仅对地学理论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地学哲学的丰富与发展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一个学期的讲授,我对地学思想史的辩证思维应当说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但我真正的收获,是我担当的勇气和智慧的散发。

 

       高校与社会互为中介的思考

 

       高校与社会的联系是学校办教育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它的一切活动都要牵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每年入学的大学生,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又要走向社会的各个层面,他们对学校的理解与认识也要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样,每个入学的新生也是了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机会。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特别是一个治校者,他不仅要了解学校认识学校与把握学校发展的规律,同时还要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并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经济转型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特征,为学校的变革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作为一个教授和治校者,根据教学的需要和管理的需要都要善于研究与思考这些问题,从中把握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作为一个教授与管理者,既要具有治校的能力,又要具有治学的能力。一个头脑里知识富有人,仅有知识的富有还不够,还要具有传授知识的能力、育人的能力和育人之术,重要的是为人师表。如我们当年在大别山开门办学,有时长达六个月之久,当时我们与学生基本上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学习,即所谓的“三同”。在“三同”的过程中,师表的作用那是不言而喻的。

       学校与社会的互动,如培训、函授等,这些既是学校办学的重要方式,更是学校与社会联系与互动的重要形式。特别是像我们的“黄埔军校”,对增强学校的活力,产生了许多意料之外的作用。

       其实学校严格说来,它与企业也有相同之处。学校是非盈利的事业单位而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学校的产品是精神产品,主要是社会各个层面需要的合格人才,企业主要是物质产品,它同样应是社会各个层面需要的合格产品,也就是市场需要的合格产品。作为一个合格的人才,主要是指其知识、能力、素质、人品、人格、人气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学校能培育出几个杰出的人才,对人类对社会往往能做出巨大的贡献;那么从商品价值而言,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或发明家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又难以用经济价值给以认定的;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一个重大的发明,往往会使社会和人类产生巨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看出知识的能量对经济倍增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啊。这就是精神产品可以转化为物质产品,是对社会对人类的巨大价值所在啊。由此可见,学校与社会,学校与企业,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这种互为中介的转化功能,应当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问题。

       时至今日,我还注意到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成都地质学院毕业出来的不少学生,他们有的已是学术界极有成就的学者,有的已是商界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在这些人中,我注意到更多的就是那些所谓的“黄埔军校”的旁听生。之所以称其为是旁听生,那是因为正式学员都是从地质系统按每期的要求安排来学习的,由于教室容量有限,我们学院的大学生当然不可能进入教室听课,但有一部分大学生,他们对新知识的渴求非常强烈,进不了教室,就在窗口外听。即使在寒冬季节,他们顶着寒风也在教室的窗台外听课,那种求知的动人情景现在想起来,都让我感动。正因如此,他们受到了新知识的影响,在后来的创业之路上,多数是成功者。由此不难看出,科学思想的普及它所产生的力量,对于推动社会的进步,确实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实效。我见到一个在国外成功的企业家,他说他就是培训班旁听生中的一个,他说,成都地质学院那时办的培训班,实际上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他们以后事业的成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还有一个也是旁听生他对新的管理科学知识更是达入谜的程度,他要求作我的研究生,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生由学校长保送他作的研究生,毕业后他要求到海南创业,那时我已调社科院工作,本来想让他在经济所工作,但我考虑到他的创业愿望,于是我同意了他到海南,现在他已成长为一个国内有影响的企业家,去年我到他那里,见到他所在的地方政府官员,对我讲他的企业每年要给国家上交税收56亿对地方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现在看来,当年我在治学治教治校的过程中,虽然勤于思考,兢兢业业,也敢于作为、勇于担当,但对于像我们“黄埔军校”这样的现象,我们还应当在与社会互为中介的方面做进一步的较量,学校与社会互动,比如上述的培训班与学历教育互为中介,还应当更有作为尤其是现在社会办培训可以说成了一个热门职业。但我认为大学办培训更有优势,首先是教学经验,教师优势,还有设备优势等。而社会办培训与大学联办我认为是更好的办学模式,总之在现在这样的经济社会的背景下的治学治教治校者,更应思考这个问题。

 

        第八章  烘 烤

 

        省委的意外谈话和我的思考

 

       1984年的10月3日上午9时,省委通知找我谈话。谈什么呢?当时我并不知道。但事前也听到一些消息。有的说省委早已对我做过考察。考察的内容是我是否熟悉经济,还有的说,是否懂得管理;于是有的传说我要到经济部门做领导,有的传说要到教育部门做领导,总之是在重用前进行了全面性的考察。但是这些还都是一种非官方的“小道消息”。其实中国这种非官方的消息,往往带有一定的可靠性,任何一项变动包括干部任免这类敏感的问题,常常是先由民间传开来,后来有的真的成了现实。但也有非官方传出来的消息与实际出入很大的。其实,当时对我的传说主要是地质部系统内的,我对这方面的比较在意,因为可信一些;而社会上的传说,我基本上没有在意,只是听听而已。但眼下省委找我谈话,社会上的传言,就不得不去考虑了。所以,我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按通知的要求来到了省委四号楼的。说到四号楼,人们都知道那是四川省最高权力的象征,是四川省的“中南海”,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能进到四号楼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走进四号楼,这是我的第三次了。第一次是成都闹大地震的时候,当时的省委副书记杨超同志请我去汇报地震的有关情况,但那次的心情与这一次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境况。那次是作为一个研究地震的专家去的。第二次是省委决定我参与省“七五”规划,同样是以专家的身份去的。但第二次与第一次又有些不同。第二次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时也不是以自然科学专家的身份而是以软科学专家的身份去的;一个是身份的变化,一个是国家的变化。虽然时间跨度不大,只是几年的时光,时代的变化则已是不小的跨越,而且我的研究领域也发生了不小的跨越。而这一次我是作为一个大学副校长的身份去的,是在改革开放由农村改革走向城市的大好形势下去的,是带着关于我前途人生走向和各种传言去的。并且这次要见的省委领导是负责党务的副书记聂荣贵同志,据讲地区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任免都是由他来谈话的。

       想着,想着,来到了荣贵同志的办公室门口。在那儿,遇见了当时还在成都科技大学任党委书记的韩邦彦同志。因为我们平时都在大学工作,所以有一些工作上的往来,在聂书记办公室门口遇到,自然就要说几句。我问他找聂书记有事吗?他说是聂书记找他谈工作变动的事情。是这样,我自然也不好再多问,就进了聂书记的办公室。进门以后才知道,陪同聂书记给我谈话的还有省委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吴志远同志和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单纪夫同志。聂书记开门见山:“今天请你来是向你宣布省委的决定,而不是征求你的意见,省委决定调你到省社会科院担任院长。请你做好现任工作的交接,尽快到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全会将要公布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决定,你到任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学习、研究这个决定,推动改革,为省委当好参谋和助手。”“好参谋,好助手“这四个字,我深知其份量,尤其是为研究改革,推动改革当好参谋,好助手,其份量更重,推动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是观念变革和思想交峰,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搞的是讲划经济,而计划经济最重要的特点是体制的封闭性视,视野的侠窄性,野光的短小性。

       荣贵同志特别强调这次给我谈话是宣布省委的决定,而不是征求我对任职变动的意见,既然是省委的决定,我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必须服从,那是理所应当的。但我的关系在地质部,因为我是地质部的部管干部,我的变动也要有地质部的同意,而且地质部的领导也听到过这边的一些传言,曾对我说过,如果省里对你有安排的话,要提前给部里讲,因为部里对你还有新的考虑与安排。但此次谈话突然而意外,我当然不可能提前给部里讲了。想到这点,我当即向荣贵同志反映了部里的这个意见。他说;“那你就不要管了,那是省委与地质部党组协商的问题,我们自然要与地质部党组商量的”。其实我心里也明白,省委要用一个干部,部里一般是留不住的,所以这个意外的跨行业的任职,一般不会改变的了。

       带着突然和意外离开省委四号楼后,感情十分复杂。有责任感、使命感,也有负重感和胆怯。一是我长期在地质部门工作,而且部领导和相关的同志对我极为信任和支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己的工作得到了主管领导的重视和社会的认同,这是最大的欣慰,也就是说自身的价值能够得以体现,而在长期工作中结下的友谊,更是开拓未来的重要基础。二是从工作本身而言,意味着将由一个熟悉并且得心应手的领域走向一个全新而陌生的领域,是巨大的行业跨越和学科跨越。这两个跨越对我来讲,实在是任重道远,也会由此带来许多新的矛盾和新的困难。这是对我的勇气与胆识的一次严峻的考验,同样是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但我又开始从另一个层面来思考这一突然的变化。

       首先我是一个无畏的挑战者,一个敢于求新和探索的人,这种巨大的跨越,又何尝不是一种机遇,一个创新的源头呢?

       这也有点像人们所讲的那种喜新厌归观。包括婚姻和爱情,实际也存在这个问题。夫妻之间长了,更多的是一种亲情与责任的关系了,从爱的激情上讲,往往存在审美疲劳,对工作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老在一个单位工作,天天讲的都是老话,见的都是老面孔,那确实不会再有多少创造性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意外的跨越,可以在一个全新的领域满足求新立异的欲望。另外,这里也还有让我感到兴奋的一点,就是子承父业。在国家处于危难关头的1975年,小平同志请我的老父亲出山,担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的成员。当然有特殊的任务,就是建立与“四人帮”作决战的思想理论阵地,为此还办了一个杂志叫《思想战线》。但就在同年的秋天,“四人帮”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我的父亲自然又一次受到了冲击。但在“四人帮”跨台之后,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组织筹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并担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我所说的子承父业,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虽然那时我尊敬的老父亲已去世几年了,但现在想起来觉得确实是一种缘分。同样都是组织的决定,一个是国家处在危难时期的选择,一个是国家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的选择,同样都而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组织的选择;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任务选择在同一战线工作,就是一种缘分。正是因为这个缘分,所以我感到兴奋。

       这样一 想,我倒有些意气风发了。

 

       接受“烘烤”,走马社科院

 

       我记得已经到了1984年的11月初,我仍然还在成都地质学院工作。有一天,我正在给新生作报告,省社会科学院的党组代书记冯举同志和党组副书记徐文镔同志带着省委的任职通知来到了学校。在作报告的休息时间里,在我的办公室,我们见了面。文镔同志我们原来就有联系,但冯举同志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两位领导让我看了省委的任职通知。虽然我知道地质部还一直在与省委协商,并没有同意我调社科院,但这些话我不好对他们两位讲。他们是按省委的通知办事。但任职通知来了,我也只好执行,并与他们商定了召开院党组会的日期,他们就算完成了任务走了。从此我就算调走了,但关系还在地质学院,因为地质部不放,还想做工作留我。为了便于工作,当时只转了组织关系,人事关系还在地质部。所以虽然人到了省社科院,但仍然领的是成都地质学院副院长的工资。院办的工作人员不理解,但我又不便给他们讲。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我的人事关系才转到了社科院。也就是说地质部党组与四川省委的协商了长达大半年的时间,最终还是四川省委的决定没有改变,地质部让步了。地质部的领导后来对我讲,这是中组部做出的决定。接常理,厅局级干部的任免,是不在中组部管辖范围内的,而我这个任职则由中组部来决定,显然正如人们传说中所讲的,另有重任之意,不然不可能由中组部决定。当时我对这些并没有太在意,因为我对做官的欲望并不强,只是离开地质部门有一种怀念之情。因为长期在地质部门工作,尤其是地质部门的领导如此地关心我,现在要到一个陌生的部门工作,有一种强烈的怀念之情。更值得回念的是国家处在危难时期或处在所谓的红色恐佈时期,我和我的同事在浪尖共渡艰难的岁月里,那种患难情,更让我深深的怀念着。现在时代不同了,国家处在改革开放的春天,充满阳光的时代,更是全民进入追求富裕的新时代,然而改革正如邓小平同志讲过;改革是一场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又走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上创业。那时对改革两个字的内涵了解的并不多,只是想到社会科学院是改革高参,而对高参的内涵同样不了解,只是想到高参两个字自然非常兴奋。我的自我定位是思考型的学者,感到作点参谋型的工作应当是我的所长,所以当时的心情还是非常高兴的。

       上任了,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党组会听工作汇报、情况介绍等。这是中国式的工作交接模式。我们当然也不可能例外。新院长上任了,社会在关注,社会科学院的员工更在关注,我的朋友和过去的同事也在关注,关注的是这个新院长的形象。那时正是我国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的时候,有的学者说中国的改革同样走的是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城市改革的序幕刚刚拉开,社会科学院是人们称之为改革高参的部门,一个新上任的院长,人们最大的关注,是这个新院长是一个改革者的形象,还是一个保守者的形象。

       我记得到院的第一次党组会,是在实业街招待所的会议室召开的。当时院领导给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一是人员情况,二是工作环境与条件情况。从软环境来看,拥有一批老专家和学者,几年来还培养了一批新的科研人员,这应当是最重要的条件了;但就硬环境而言,实在是意想不到地差。我确实没有想到,建院已经五年了,作为一个省级科研机构又被人们誉为改革的参谋部,起码的工作条件—办公楼都没有,而是租借招待所在办公。全院只有三部公用电话,我这个院长的办公室也没有一部电话。据讲青羊宫家属区还有一部红机电话。红机那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但我们的红机并没有安在办公区内,据说那是因为我们的办公室是租用的房子,为了保密不能安红机子。这可真是一个奇怪而又难以理解的事。红机,那是与省委主要领导直通的电话,社科院在家属区有红机电话,显示了单位的重要地位,可如此重要的单位,最起码的工作条件都没有啊,甚至安装红机的办公室都没有,所以,实际上红机是无法起到任何作用的,只是一个摆设、一种象征而已。这样的办公条件,对一个长期在大学里工作的人而言,确实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同时,在这里成天面对的几乎是全新的面孔,没有几个熟人,更谈不上有个交心的朋友了,加之科研人员又都在自己的家里做研究,连个见面的机会都少,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又如何聚集人心、聚集智慧,为省委当好参谋和助手呢?恰在这段时间,地质部又几次指派政治部的负责人专程来成都,还是要劝说我回部里工作。来的人对我说,地质部党组特别是大光部长,希望你回部里,而且部里的相关司局的同志得知你要调到省社科院工作,都向部党组要求决不能放人。听到这些,我极为感动,而且当时地质部确实给我作过不少的承诺;如当时整个地质系统只有一个国家特供专家的名额要给我,还将让我做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进部党组等等。部领导也对我说过:“之所以考虑让你任地大校长,是因为你热爱大学教育事业。”如此重视,确实打动了我的心。

       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心理落差就特别巨大。来之前,社科院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地方啊,就是人们所说的神秘的科学殿堂。有的朋友调侃地对我说,你现在是翰林院的院长了,那是一个能人聚集的地方。这些能人本事不小,他们之中有的可以通天,很多与省委主要领导关系密切,可以与省委主要领导直接对话,能人往往是排他的哟。

       这时,一股排斥的力量,真的开始袭扰我了。我见到的社科院的一些人,还分不清他们是管理人员还是科研人员,有的给我点点头就走了,好像生怕跟我多说两句话被别人看见了,有的人见到我也只是在嘴角冷笑一下,更可怕的是不断收到了恐吓信、匿名信,不断接到了匿名电话,让人感到不能理解,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研究机构,怎么会频繁出现这些小动作呢?而且我来这里又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怎么会出现如此不正常的怪现状呢?我半生以来,变动过好几个单位,没有在任何单位遇到这样的情况,唯有这个所谓文人学者聚集的地方遇到了这种极不正常现象,这是不是文革的“闹而优则士”现象的继续呢?我由此想起了省委老领导杜兴源同志曾经对我说的话:“那是一个火山口,更是一个造反派的老巢,我过去分管过那里的工作,你要有思想准备”其实我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没有想到一个文明单位怎么会遇上这些小人之举呢?

       但那些袭扰我的人,是不了解我愈挫愈奋的性格和历来忠勇的品格的。这时,我也想起了杨超同志一贯的信任与支持,想起了省委领导仅仅看过我的几篇文章就重用我的那份温馨,想起了这次的任命本身就是现在的省委的一种怜惜与鼓励。同时,我还想起了另一件事。就是当年的春节期间,当时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川同志专程到地质学院来看我,而且还是带着夫人一起来的。当时我就感到有些困惑,许川同志礼节性地来看我可以理解,但带着夫人来我就觉得难于理解;接中国的传统礼节,带夫人一起来那是非常亲近的一种关系,并且我与他的夫人从来没有见过面,怎么回一起来呢?让我一直感到困惑,但也一直感到温暖。所以,我的心反而不动不摇了,决心在这里接受“烘烤”, 白手起家。

 

       我是一个入伍的新兵

 

       难得的是,在“烘烤”之中,也还有一丝的清凉。那就是一些年轻人的真诚与恭敬。希望的目光、冷嘲热讽的目光同时迎候打量着我的时候,希望的目光就显得格外的温情。同时也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

       其实,那些冷嘲热讽的目光和袭扰我的人,他们的心态我还是能猜度几分的,甚至能够理解。接常理,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的更替多数是在本单位內产生,比如正职到站了由副职来接替,即第二或三把手接替。这就是人们讲的台阶论。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就是正常的递升。社科院的人们,可能认为更应当如此。因为社科院应该由社科专家来治院啊,怎么能由一个在他们看来是外行的人来接替院长这一要职呢?如果是在文科大学选一个院长也还可以理解,怎么是会一个专业性强的地质学院选一副院长来当家呢?既有抢饭碗之嫌,又有来路之嫌。而那些温情的年轻人,他们头脑中的程式化的东西就少多了,他们期盼的是新院长能给他们带来新气象。

       应该说,这两种目光和态度,都成了我这个愈挫愈奋者的动力与鞭策。在这样的动力与鞭策的催促下,我开始给自己定位,给自己目标了。

       我的定位是入伍的新战士,我目标是尽快拿出治院方略,打开局面。

       新战士就要有新战士的意志,新战士就要有新战士的情怀,新战士也还要有勇往直前的豪迈。

       这时,我还拥有一种底气和支撑。那就是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聂荣贵同志在10月3日给我谈话时就提到了这个决定,要我在全会后认真学习。这个决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正如小平同志说;这个决议是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该决定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重大问题上,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在许多人中间存在的模糊认识。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由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改革的展开阶段。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已是相当大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改革的深入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就是我大胆治院的底气和支撑。

       新战士要做的基本工作,首先是要了解自己的军营和朝夕相处的官兵。也就是对院情要有一些必须的了解,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性的东西要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因为这正是一个新上任的院长的不足。所以,我在一片茫然的情况下,作了一些调研,了解了一些情况,同时我还找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曾经有过交往的朋友,听了他们的一些意见,在此基础上,我做了一些思考。

       打开局面的第一步,是决定召开一个全院的职工大会,也算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见面会。既然是一次见面会,我想,大家对这位新院长,总会希望讲一点治院的见解。那我讲什么呢?我想,应该是讲点新话题吧。因为新话题,才是一个新上任的领导的自身形象和能力的显示,所以为准备讲点新话题,我还是做了一些准备。我记得,面对全院职工,我讲了一个叫做“四、三、二、一”的办院指导思想。“四”是四个转化。即:一,由体制上的封闭转化为开放式;二,研究方向由面向四川转向立足四川面向全国,逐步走向世界;三,由单一学科的研究课题转向注重综合性、相关性、带动性强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四,由党政管理型转向科研事业型的管理,这就是说,要克服管理方式的行政化机关化,注重研究和思考科研自身的规律。“三”是三个结合。即:一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三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二”是两个尊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是要始终坚持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的主题。这就是我当时提出的大的思路,新的话题。我记得我在结束我的讲话时,还立了一个誓言。我说:现在是省委决定我来任院长,我就试任两年;如果两年后我经过民意检测,拥护和支持我的不到半数以上,我就自动辞职,那儿来回那去。那时我确实发自内心地感到,如果一个领导得不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那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就没有任何意义的了。所以,那时做这样的一个承诺,确实是由衷的,恳切的。而这样的表态,在当时也算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讲完之后,人们给予了热烈的掌声。这样的姿态,也引起了一些强烈的反响。我记得,就在这次职工大会之后的第二天,中央驻四川省委的整党联络员给我谈话,说:你在见面会的讲话讲得很好,特别是你的姿态,职工反映很好。以一般人的思维方式是难以做出你这样的姿态的。而且联络组的同志还说,你在见面会上的讲话,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很高兴,省委对你寄予了厚望。

       听到这些反映,又引起了我深层次的一些思考。我作为一个新来的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为什么会引起高层领导事无巨细的重视呢?这是我当时不明白的一个问题。可是,从此之后又有不少的传说。说我是到社会科学院做短期过渡的,有的说要做副省长,有的说要做省委副书记。这些传说,我也早就听说过了的,并不新鲜,只是现在听的更多些而已。但我本人对做官并不感兴趣,因为我是一个想做事的人,并不是一个想做官的人,也是一个不会做官的人。不想做官,不会做官,也因为我是一个希望多一些自由的人,做官是没有多少自由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是一个想做官的人,想飞黄腾达的人,那么旱在1979应当就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当时,中组部青干局的负责人找我谈话,说要调我到中央书记处科技组工作。当我征求我的老父亲的意见时,老父亲对我说:对想做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但你不是一个会做官的人;在那里工作最重要的本事就是要善于观察领导的意图,但你不会,你太有个性了,所以你还是不去为好,你还是在基层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吧。因为我太尊重我的老父亲了,所以我听了他的话,没有去。所以当我听到这些传说时,不仅没有感受到兴喜,反而感到有些压力。如果这些传说成为了事实,怎办呢?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这就是说,当时我一方面要在全新的状态下,开创全新的事业,一方面还要思考这些传言,面对做官,还是做事的问题。其实,做事与做官并不矛盾,但会做官的人一般说应会做些事,但会做事的人不见得都会做官,而且我自己认为我不是一个会做官的人,所以我并不想做官,这也是一个自我认定。做官我认为要有官德、官风、官气、官职、官责、官术。做事最要紧的是会做人。不会做人的人,也可能做成一些事,但最终是不可能成功的。做人就要有人格、人品、人责、人德、人情、人风、人气、人术。做人最重要的是诚信为本,诚信为上;不讲诚信的人,实际上就不会做人。中国人有句格言,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中的玄妙,我并不很明白,但我相信它是真理,所以我做事就本着诚信做人,谋略做事,做人就本着诚信做人。我也见到过不少靠虚假做事、靠虚假做人的人,他们有时也可能取得一些所谓的成功,但其成功也是虚假的,最终会被社会所不齿。

       所以,面对各式各样的传说和议论,我始终只有一个信念,这就是既要学会做人,又要学会做事。做事最重要的是要有创新的意识、思想、理念和追求,富有挑战性和风险意识,更要有在浪尖上创业的勇气和胆识。如果一切都墨守成规,无所作为,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要做强者,要做挑战者,要创新,又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首先是传统观念、传统理念、传统思维的抵制。对这些传统的观念、思想和思维,没有足够的智慧、胆识和挑战精神是不可能突破的。同时,创新也不是一味的标新立异。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开创,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问题。要继承就要了解前人所做的工作,清楚哪些是需要继承的,哪些需要丢弃。也正是从创新的意义上讲,这是做好工作的最重要前提。因为新思想的提出,虽然要从传统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但是它又不是与传统思想决裂,而是要继承传统思想中的精华,所以创新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社会科学院已经创建几年了,它的一个重要立业点,就是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所以社会科学院的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时代的主题。我必须继承和发扬这一时代的主题。但如何继承,又如何发扬,怎样起步,这对一个新上任的院长而言,是一个极需认真研究与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我拿出的“四、三、二、一”办院指导思想、办院大思路,已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

        召开职工大会,我记得是1984年11月17日,在实业街招待所的中心会议室。

        我的院长履职之路,就这样带着自己的铿锵之声,真正意义上的开始了。

 

        安营扎寨 兴家立业

 

        铿锵的誓言是需要脚踏实地去的完成的。办院大思路的实现,同样需要依靠必要的条件与环境。

       所以,我们绘蓝图,定规划,要安营扎寨 兴家立业。

       但硬件的建设,要投入才行。如何解决呢?等和靠,当然已经不是办法了。无条件创造条件,才是出路。

       现在的办公区,就是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选定并逐步形成的。但这里,那时只能用荒郊野坝来形容,更没有一环路的说法了。现在的图书楼和家属区是农民的居住地,现在的科研楼是一个预制板厂。硬环境的改善当然与软件的开发不同,但是它也是一个“软硬兼施”的过程。一是争取省上立项以得到政筞的支持,同时还要有软件的投入。这就是出思路,出政策。二是当时的大思路就是依托企业管理中心,经营规划在内的地产,当时人们确实没有地产的概念,但是我考虑到这个地区,是成都正在开发的一个所谓“金三角”地带,所以  经营这里的土地,它一定是一个增殖的趋势。为此我做过多次的动员,要求我们从事经济研究的一批有影响的专家学者,请企业以借贷的形式支持我们,首先征地开发。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了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思路;一是争取财政的支持,二是经营给我们划定的土地资源,由此产生增值的效益,促进社会科学院的发展。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大思路,不仅解决了大部分职工的住宅,而且形成了目前的企业管理中心的资产。地产经营这个概念时确实是人们还没有这种意识,但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国为我们处在一个人们讲的金三解地带,地产资源应当是一个增殖的走势,所以我们动员院里的经济学家请他们向企业贷款,因为经济学家与企业一直有联系,所以当时我们既没有担保,也没有利息,而得到企业的支持,把规划内的地征下来,当时的地价一亩只需四万元,但一年之后我们的科研大数产项时地价就增到一亩到十六万了,因为大数立项按当时的地价给征地费,这样我们就把全部由企业支持的钱还了,而我们的员工住房大部份是由土地增殖解决的。而且形成了企业管中心为院创收基地。

       现在一些老同志都知道,在规划确定的时候,员工就有反映,说这里不是一个安静的科研环境,并且职工住处附近,又是一个污染极为严重的制药厂。再者,这里用的是农村电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停电,无法正常生活。这三大问题职工提得都很合理,但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啊。好在制药厂是我们企业家俱乐部的首批成员,给他们做了一些工作,比较有效果,他们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搬走了,预制板厂通过我们向企业借钱征用下来了。三大问题就解决了两个。而解决照明并入市区供电的问题,其实也很不容易。当时行政部门提出购买发电机自己发电,但这只能解决临时问题,对于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停电的实际情况,是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的。当时我们不得不用一个特殊的办法来解决,就是院内出政策,动员全院职工中与电力部门有联系的同志,能攻关的给以重奖。但开始,领导班子内分歧较大。因为这是关系到保平安还是承担风险的问题。这又是一个思考与选择的问题。最后,我们选择了承担风险。说来也巧,这一政策宣布之后,立竿见影,院里真有一个年轻人,他们家几代人都在电力部门工作,他可以沟通基层电力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加之当时省上的主管领导,就是我们企业家俱乐部的主任,得到了他的支持,又有下面的攻关,几个月的功夫就解决了,而且是特级用电。这样就解决了职工提出的最后一个难题。

       但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科研大楼的问题。即解决办公楼的问题。为此,我们多次向当时的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汇报,汝岱同志也对此非常重视,协商量了不少方案。最先是想使用原西南局的所在地,而且当时在汝岱同志的支持下基本已定下来了,但那是省政府办的宾馆,是政府创收的一块宝地,他们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汝岱同志的决定。第二个方案是教育厅与教委合并,由汝岱同志做工作,把原教育厅的办公楼调拨给社会科学院,但也没成功。第三个方案是杨超同志创办的四川省诗书画院,汝岱同志想在此项目的基础上扩大建设规模,由两个单位作为一个项目建设,杨超同志知道后非常支持,但他的部下不同意,还是没有办成。第四个方案是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同时还将建一个财贸干部管理学院,汝岱同志建议两院合署办公,留出一处给社会科学院办公,但最后还是没有实现。四个方案都是汝岱同志亲自抓的,由此不难看出省委的主要领导对社会科学院的关注与重视,可惜都没有办成。那时我们省上的一些实权部门,他们在场面都会说社会科学院很重要,但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就难于上青天了。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省委书记应当是最有实权的吧,可是省委书记定的几个方案都没有成为现实。由此我就想,中国这种部门特权的经济格局,如果不改变,要办点实事就太难了。即使有省委书记的决定,都因为部门的利益考虑而没有执行。所以他们说的与想的不要样,想的与做的更不一样。没有全局观念,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没有办法,最后我们还是耐心地从申请立项着手。好在当时主持计划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是辛文同志。他是我们的特约研究员,平时我们联系较多,而且他再过一年就要到政协工作了,我们不知道,他其实很想为社科院做点事实。正是这样,我们的科研大楼总算立项了。

       但建在哪里,院党组内部又产生了分歧,有的说要建在图书馆附近,不然中间的一处农民用地,以后就没有机会征了,可那样做,搬迁手续办起来很复杂,我怕影响施工进度,同时还考虑企管中心征地是找企业借的钱,就想借此机会,把征地借的钱,用地差还给企业。因为那时我们这里的地价已由原来的每亩4万元涨到了14万元了;大楼立项后,是要按地价拨钱的,我们就可以用差价的收益把向企业借的钱全部还清。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坚持选择到现在这个地方。定下来后,可喜的是,基建部门动作非常快。据讲,办理全部手续要找一百多个部门盖章,并且关关都很不容易过啊,要勾通,要送红包,要请吃饭等。但我们基建部门办事效率真的很高。手续办好了,至于是那个施工单位来承建,我就没有管了。比如标书如何定,招标如何组织等,我都没有过问过,只是给了一项政策,那就是建大楼立大功者奖励一套住房。后来整个工程进展十分顺利。

       好事多磨,九九八十一难都要经过,没有想到的事情又发生了。正是我们的大楼地基刚做好的时候,又遇到国家的宏观调控,要清理在建项目,楼堂管所一律停建,我们又可能成为被清理的对象。更没有想到的是院内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他们整天不做事,可是他们又随时想找别人的事。由此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还记得,还是我那位朋友辛文同志,在一天早上给我来电话说,你们内部有人告了你,说你们的科研大楼是属于楼堂管所,而且说那是新院长个人搞的政绩工程,所以省上明天就要开省长办公会做出否定的决定了,你要找省长才行,其它任何人都没有办法。

       虽然我不明白院内这些人是出于何种目的,但眼前的问题如何解决,已是燃眉之急。当晚我就去找了主持省政府日常工作的常务副省长谢世杰同志。但我在他的住处等到晚上九点多了,还是没有见他回来,我就去另一位副省长家里坐了一会儿,还是等不回来。这位副省长告诉我,谢副省长女儿生了娃娃,他可能在医院里,你如果非找他不可的话,你就到医院去看看吧。于是我急忙到了医院,真的就在那儿见到了谢世杰同志。他说,这么晚了,你来找我肯定有急事吧。于是我便将原委告诉了他。只说了个大概,还没有听我过多地陈情,他就说:“老刘,你放心,我是一直支持你工作的,我还有人告呢?别管它,你回去吧,我会尽力的。”听了这句话,我内心一阵激动。回到家里,我还在掂量这句话的分量,内心又一阵温暖。一个主持省政府日常工作的常务副省长,对我的工作如此重视,这无疑是巨大的鼓舞与动力。第二天,大约是十点钟左右,谢世杰同志给我来电话说,大楼的项目是保下来了,但要调整,你们的楼层要砍两层,不然通不过。但他同时又说,你们还接原计划施工吧,不足的经费以后我会想办法的。明白人一听便知是什么意思,该怎么做。但此话我不能向党组的同志们讲,这样传出去不好。在讨论项目时,为此党组内部引起了纷争,多数同志认为,既然项目保下来了,我们就应当按批示执行,否则超出的经费怎办?但我坚持接原计划施工,超出部分由我来想办法。关心我的党组同志说,社科院哪里能找到钱呢?你还是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啊,而且如果上面检查出我们没有按批示执行,那可不是一个小事啊。我是哑巴吃汤圆—心中有数,但又不能说出来。事后确实如此,我们的科研大楼按原设计建成了,我们不足的经费全部解决了。但其间,还产生了一些是非与风波,我就不想再述说了。总之,千辛万苦,荡气回肠,我们现在的这幢科研大楼,就这样立起来了。

 

 

第九章

 

        开放则活 ,封闭则死

 

        在我们提出并由党组认可的“四、三、二、一”办院指导思想、发展大思路中,转变与开放,是其魂魄,尤其是开放。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活力来自于开放,一个企业的活力同样来自于开放,那么科学研究呢?我认为,更需要开放,也更需要一个民主宽松的环境。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之所以选择国家的改革开放之路,我的理解就是因为开放则活,封闭则死。中央之所以做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那就是因为封闭的计划经济已严重约束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其后,对科技、教育与文化等领域都有相应的体制改革的决定,都有极强的针对性,同样是针对封闭则死的旧体制,走开放则活的新路。但对社会科学体制的封闭则没有任何触动。作为中国改革的需要而延生的各省(区、市)社会科学院,却几乎都是封闭的体制,对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地方社会科学院只是兄弟关系,对下就没有任何体制上的联系了,当然横向更没有体制上的联系。对上没有头对下没有根,上下不通,左与右没有体制上的联系,左右不联,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封闭性体制。而它的职责又是改革的高参,本身的活力不足,闭门造车,本本主义,它又怎能拿得出有价值的东西来呢?那还叫什么高参呢?所以,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决心要针对封闭这一最大的弊端,探索出一些新的路子来,走向开放。我认为,建国以来我们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探索,只有开放实现了时代的跨越,没有这个跨越,那么封闭则死的弊端也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社科院也必须经由开放之路,实现跨越。

       那如何找到开放的切入点呢?当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联合西南几个社会科学院,做些联合攻关的课题,或更深层次地有机地横向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整合力,共谋发展。于是我就给西南几家社会科学院的主要领导打电话,请他们来成都共商合作大计。其实,我这么随便,以及我产生联合的想法,还是因为人世间的那种具有独特幸福感的缘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杜玉亭同志,是我老父亲南下时身边的工作人员,解放后送他进大学读书,现在已成为了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一个民族学的专家。他与四川省的民族学界常有联系,所以他每次来成都几乎我们都要交谈,而且谈得真诚直率,已是很好的朋友了。贵州省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成启同志,他也是老父亲南下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上大学成才,是一位经济学术思想史的专家。他在贵州工作期间我们就常有联系与交流。这就构成了我院与西南几省社科院联合的独特资源与基础。同时,还有让我倍感温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党组书记梅益同志,又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就是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主持经济整顿工作,请我的老父亲出山,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三人领导小组成员时,与我的老父亲就是很好同事。后来我老父亲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梅益同志担任的是副秘书长。老一辈共同战斗的友谊,非常深厚。我现在还记得,我奉命担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后,我给梅益同志写过一封信,向他报告了我工作变动的情况,他十分高兴地给我回了信并评价说这是四川省委的一个明智而有远见的决定。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缘分啊。这种缘分既温馨又是一种无形的支持与鼓励,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我一直认为缘分、资源、悟性、感觉是一个想做事的人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西南几个社科院的联合,主旨在于借重大课题的联合攻关,整合优势,出大思路、大智慧、大境界,做大文章,成就大作为,促进社科研究的大发展,为经济体制改革做出更大贡献。达成共识以后,当时我们构想了几件大事。一是创办西南社科联合大学。这是我极力提倡的。因为社会科学院在人文学科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但是科研人员是个体劳动者,如何形成合力呢?我觉得最好的选择是办学,通过教学可以把研究成果传送给学生,它也是一个研究成果社会化的方法之一,同时通过教学也可以形成合力。二是把组织重大课题联合攻关的首选课题,确定为开发大西南的战略研究。三是确立多层次研究生培养的办学构想。

       首先,我们为加快大西南开发的研究,成立了开发大西南协作中心,并决定每年召开一次开发大西南学术研讨会,大家轮流主办。当时还组织了几百人的联合调研队伍,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调研。这时,我们不仅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研究,而且还承担了国务院的攻关课题研究,即西南国土资源综合考查与发展战略研究。这是由中国科学院与我们共同承担的。中科院副院长孙宏列任课题组组长我和中科院成都分院院长刘充中任副组长。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合优势,而且这是联合与整合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影响与效果,更是开放则活的生动体现。

       但就在我们意气风发再接再厉要大展宏图的时候,我的背后却吹来了阴冷的风。

       那些善于运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人或者是一些心术不正的小人,这时就想不通了。他们说这个院长这样做,是想当西南王,有政治野心。他们的理由是,你是四川省社科院的院长怎么管起西南几省的社会科学呢?其实我不是管西南几个社会科学院而是联合形成合力做事,还说地方社会科学院怎么伸手到中国科学院呢?这不是捞政治资本的野心是什么呢?更有甚者还说你研究四川的问题就行了,怎么去研究西南的问题呢?现在看来这确实是奇怪的逻辑,做科学研究怎么能与政府权力和行政区划等同呢?科学研究怎么与行政区划的管理权限等同呢?如果按这些人的逻辑,如果要做国际问题的研究,就是想当地球王了吗?我们倡导研究西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就成了要做西南王,有政治野心。听起来好笑,但想起来却可怕。据说风源有的是来自省委大院内的一些小人,可怕之处就在这里。我不得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之一,动员科研人员研究西南大开发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怎么会联想到要当西南王呢?其间有何背景呢?思考之二,我们组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合作课题研究,本来是发挥多学科联合优势,怎么会与政治野心联系呢?思考之三,院内有小人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不做事,也没有本事做事,所以对做事的人只有打小报告的本事,做事与不做事的人心理反差太大,所以小人就出现了,怎么省委大院也有小人呢?这确实让我不能理解,思考之四,省委大院内的一些小人,他们与社科院的一些小人勾联在一起的,他们时常可以形成一股不小的暗流,更是我想不到的怪事,其实想不到的怪事,就出现在我的眼前,而且一次又一次把我推向风口浪尖上了,更可怕的是在暗流的浪尖上,风有多大浪有多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暗流浪尖上,尤其是这些小人给我载上一个想当西南王有政治野心家的大帽子更好笑,虽然不是官方给载的,而是小人给载的,而小人玩这种小动作不可低估,这股暗流不可低估,不可不防。起初这些冷风并不没有在意,更没人细想其后果,只是感到这些小人好笑,可是冷风越来越大了,院内院外这些传言不少,不少关心我的朋友对我说;你要向省委作必要的解择,如果省委领导也有这种看法,那可是大事。我对关心我的朋友讲;这些小报告专业户,虽然有一定的市场,但省委主要领导是政治家,他们不会听信这些小人之言。虽然当时我预感到这些小人之言,不可不防,需要在适当的机会给以回击,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我也一直没有向省委主要领导讲这些小人之举。我认为省委既然选择了我,就应当对我有个最基本的评价和最基本的信认,其后的实践证明我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北京的冲击波到了。平心而论,当时我们关注的是开发大 西南的大事,应当说我们是研究西部开发问题的先行者,现在的一些所谓的西部开发专家,那时对我们这样的举动,同样以北京权威者的身份,高高在上地对我们进行了攻击和压制,他们是当时最时髦的梯度开发论的坚持者。而现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他们又成了西部开发的权威了,这些理论界的风派人物同样可怕。由此可见,当时我们是背腹受敌。

       虽然影响部分理想的实现,但阻止不了我们前行的步伐,更改变不了我院开发办院的发展大思路。我们依然顶着压力,继续坚持一些联合西南几省社会科学院的同事们做我们联合攻关的重大课题,同时在院内,实行了开门办院的另一方略,就是出选题,出经费,让那些有科研能力的人有展示和发挥的机会,并动员更多的科研人员组织多学科攻关性的课题研究。在这方面,我们主张研究的重点性和开放式,选题的指导思想,是要有针对性、适用性和开拓性,一些重大的课题相关性带动性要强。同时,我们也想借此打破社科院下面没有根的封闭性体制。

      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唐洪全同志,被人们称之为“唐大炮”,他在全国农业经济学界有一定的影响,他更是人们讲的“土八路”中升为研究员的为数不多的一个专家之一。当时有人把社科院的研究力量分为了三支队伍。一是所谓的“正规军”,就是那些经过了文科正规的学历教育者;二是“杂牌军”,就是那些由自然科学转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三是没有经过正规学历教育,而是由党校教育和在实践中提高的那些专家,即“土八路”。唐洪全同志就是所谓“土八路”的代表,也是一个极有个性的学者。他之所以有“唐大炮”这个外号,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唯书、不唯上、敢于讲真话的人,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农业经济方面的专家,所以他与四川基层的领导关系比较密切。正因如此,他向我提出在广汉建农业经济研究分所的建议,说广汉是农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个县,培育出了许多优秀的乡镇企业,是改革的受益者,那里对改革的关注度很高,重视改革理论的研究与思考。对此,我当然觉得这是社会科学走向基层、走向前沿、走向开放的好主意、好点子。所以,我院的第一个分所广汉农业经济分所延生了。

       这是社会科学界的一个典型的新生事物,由此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不少的地市纷纷要求成立分所。但是新生事物的出现,同样又有两种截然不同强烈的反应。一是说好得很,一是说糟得很。前者认为这不仅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理论工作者与一线工作者联系的重要方式,更是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途径;后者主要是一些老资格的权威们的“义愤填膺”了。他们说社会科学院不是管理机关,是研究单位。如果成立那么多的下属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不是成了管理机关了吗?那还搞什么研究呢?对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这些不同的意见当然应当是正常的。但另外一种反应就不那么正常了。这就是那些玩弄权术的人,又借此上纲上线了。新院长的政治野心论又抛出来了。他们找了一个佐证,就是分所成立时,我们请了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但他没有来,代表了省委的一种态度,也说明了是新院长的一意孤行。而实际情况是,杨汝岱同志是答应要来的,但临时有其他重要的事情来不了,而当天晚上我们还向杨书记作了汇报他非常支持此举动。如果他来了当然我们就可能顺利一些。汝岱同志是以重视农业关注农业而出了名的书记,所以我们关注农业经济的举动他是支持的,但他没有来到,成了有心人“借东风”的机会。尽管有如此大的阻力和压力,但我们还是艰难而坚定地推进着这一开放的模式。可喜的是,得到了一些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与响应。当时给我印象最深是遂宁市的副市长李洪儒同志。他后来成为了弃官从学走向成功的农业经济专家的典型。他为成立遂宁经济分所真可谓是“上窜下跳”,艰辛备历。据他对我说,他与当时我们的党组代书记过去就有过工作上的关系,他准备去找他,我支持他去和鼓励他去他死磨硬缠,后来也是出于老关系,党组代书记总算开了恩,同意了,但却对我讲下不为例。我说,做一些试点没有什么不好的,不能说是下不为例。后来的实践证明,开放之路是完全正确的,先后有十七个地市成立了我们的下属研究机构,以地市领导为主,省社科院主要是业务上的指导。我提到的那个李洪儒同志,他为了担任遂宁经济所的所长和评定相应的学术职称辞去了副市长职务,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特大新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映,他是一位弃官从学的典型,他不要官要职称,不从政要从学,要做学问,后来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农业经济研究专家,他后来被评为研究员和“特贡专家”而且得到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们的农业经济研究所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遂宁的开放与发展,发挥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切实充当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高参。不当市长当高参,李洪儒同志给知识分子指出了一个新的选择空间,成了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

       由此,我们不怕第一个吃螃蟹,不怕流言与阻扰,坚持开放的发展原则不动摇,在横向联系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体制上纵向开放的创新之路,陆续跟地、市、州联合开办分院、分所,让我们的研究人员纷纷走出大楼,深入基层,增强了理论与实际的广泛联系,提高了我们研究的针对性与适用性,激发了科学研究的生机与活力。

 

       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领导科研有新招。”这是当时省委宣传部一位部长来到我院,在院党组民主生活会上讲的一句话,你们的新院长领导科研有新招有活力,这是对我上任后引入开放机制产生科研活力做出的一个评价。但我觉得活力仍然不够。活力不够的症结在社科院的内部,这就是铁板一块的权威论、资格论观念,严重制约了科学研究的内在活力,特别是严重制约了青年学者的极积性与创造性。只有打破唯资格论、唯权威论的制约科学研究才更有活力,更有价值。但如何打破,又必须认真研究与思考。

       当时的现实状况是,院内已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和工作模式,就是由院领导下达科研任务,研究人员没有选择的自由;依靠的力量也主要是几个老一些的专家,而忽视年轻人的能量;无论是上面下达的课题,还是院内自选的课题,都是由领导指定几个所谓的权威来完成,众多的科研人员基本上是没有份的。我想,要打破唯资格论、唯权威论的制约就必须首先打破这个现实。

       那么,突破口在哪儿呢?我想到是,调整科研力量,要给那些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年轻人提供充分发挥的机会。因为年轻人不保守,思想最活跃。但长期以来,他们在那种论资排辈的资格论的束缚下,在权威论的影响下,重点课题他们基本上没有沾边,更谈不上重大课题的主持了。我最后确定的思路是,让选题的现实性、针对性更强些,覆盖面更大一些,实行课题召标。以便调动更多的研究人员参加。实际上,这是一个在课题方面在体制内部引入竞争机制的新招数、新策略,一个增强科研活力的新举措。

       但实施起来,还是要有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条件的。当时,天时地利还是有的。一是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刚刚视察了西南并提出了开发大西南的战略构想,二是那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不久。这是两个大背景。前者是总书记提出的开发大西南的战略构想,后者是中央的决定,作为社会科学院来讲,学习、研究、宣传《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大西南开发,应当是最重要的任务。当时有的学者提出,是四川省首先揭开了农村改革序幕的,被誉为改革之乡,那么,现在中央做出了经济制改革的决定,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四川省能不能作为城市改革的先行者呢?作为改革之乡,当然它应当要包括农村与城市改革的两个重要方面,不然怎能称之为改革之乡呢?社科院作为改革的参谋部,在改革由农村向城市推进的历史时刻,我们研究与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当然应该是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和推进城市改革这两个方面。有如一个人走路,必须两条腿协调动作。

       面对如此重大的课题,给我们提供了调动更多的研究人员参与的历史机遇,提供了让年轻人充分发挥能量的机会,提供了在体制内部引入竞争机制、激发活力的契机。

      所以,我们准备动员和组织全院的科研人员研究、思考、谋划、主攻经济体制改革的课题。但此时,又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与认识。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科学院的研究重点应当放在基础理论研究上,不应当把主力放在应用研究上,对于文、史、哲是如此,经济学也是如此。于是,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对一个新任的院长来讲,又是一个思考与选择的问题。提出基础研究为重点的学者,他们考虑的是,当时省委已成立了研究室,政府也有了经济研究中心。其实省政府的经济研究中心,据权威人士讲,曾经是想设在社科院的,可正因为当时社科院的主要领导的主导思想是注重基础研究,所以没有接受。这对社会科学院的发展,讲客观一点讲,失去了一个极好机会啊。而强调基础研究忽视应用研究的倾向,在当时的社科院,还是一股不小的力量。所以,把握住改革与发展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冲破传统观念的阻扰,增强科研活力,作为一个新院长,必须有旗帜鲜明的勇气。关键是如何冲破阻扰?依靠那些力量冲破阻扰呢?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当然是依靠研究人员的力量,怎么会提出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呢?其实,如果深谙传统势力之顽固的人,就会十分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的。

      其实,答案是现成的,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做。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依靠新生力量。

      记得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苏学生代表时讲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我们国家完成了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刚刚起步的时期,毛泽东同志把目光和期望十分高调地放在了青年人的身上。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呢?做起来就那么难呢?

       当然,我们能一反常态,首先想到了年轻人,依靠新生力量,让年轻人充分发挥能量,不是说我们多么伟大,而是因为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当年我能被重用,四川省委的领导就是这么做的,杨超同志就是这么做的。

       我组织召开了一个中青年科研座谈会,主题就是听听年轻人的意见。这也是我来院后,第一次组织召开科研座谈会。

       在这个座谈会上,许多青年发了言,他们见解独到,目光敏锐,思想活跃,同时,对长期得不到发挥、重用,也提出了意见。在这里,我发现了不少富有热情富有挑战精神的干才。其中就有人们称之为经济片里的四小龙。一个是郭元唏,他是一个极有个性的青年后来他成为了一个拥有很多创造性成果的学者;一个是唐泽江,也是一个有个性有创新意识同时也具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年轻人,他也是大西南课题公开招标的中标者;一个是王思华,他是一个自学成才者,后来到了金融界,也是一个颇有建树的年青人;再有一个就是黄荣武,也是一个自学成才者,他后来下海经商了。这几个年轻人在经济领域内确实是几个极有活力的年青学者,也是我后来重点抓经济片时所依靠的骨干力量。他们的特点是,只要真正地信任他们、依靠他们,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他们就可以带动经济学科的工作,为推动改革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所以,我也常对他们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当然,此次座谈会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向全院人员宣示,这个新来的院长要把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的希望寄托于青年人,并进一步阐明改革、开放、联合、创新的办院宗旨。然而在我们充分重视年轻人的活力发挥他们的作用之时,又有冷风冲出来了,如说新院长只要年轻人,不要老专家,只发挥年轻人的作用,而不重视老专家的传,帮,带,不重视老专家的作用等。这股冷风不仅在院内甚传,而且传到了省委大院,在一次省委的会上遇到省委一位领导同志他是从关心的口气对我说;你要重视老专家的作用。此时我就意识到这股冷风不可低估,我对这位关心我的领导说;老专家的作用当然就当重视,而年轻人更应重视,他们是我们的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又有小报告专业户,为此小题大做向省委打了小报告,如说新院长想利用年轻人的幼稚和冲动为自己想当西南王充当打手等奇谈怪论。好在省委主要领导他们是政治家没有轻信这些小报告。只是从关心我的角度提出要重视老专家的作用,并没有责备之意,让我感到高兴。

       十多年来,在我的任职期间,我们始终沿着改革、开放、联合、创新之路,在探索中前进,而且始终引导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年轻人身上。后来,我们还提出了“优、需、重”所谓“三字经”。一是发挥优势。比如我们以经济学科,以人才学科为主,是我们的优势,那么从选题到组织科研等都应当发挥其优势。其次就是适应需要,要在社会的需要、市场的需要上下功夫。为此,我们还进一步总结出三个市场需要的理论。所谓三个市场,一是决策市场主要会对决策者的需要,二是精品市场主要会对专家的需要,三是社会大众市场主要会对社会大众的精神产品提供通俗的作品。这三个市场需要的理论,当然是其后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现在看来这对于确定应用研究为重点的研究方向,是一个操作性强的指导方针。再其次就是保证重点的问题,也就是重点论的工作方法。所谓“优”、需、重”“三字经”,它其实是一个具有深刻而丰富内涵的概念。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当时组织大西南开发研究的课题招标,我们参与川南国土资源综合考察的课题召标,我们依靠经济研究骨干,集中力量对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而且是影响全局的应用性研究课题联合攻关,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显现出了活力四射的发展势头。

 

       企业家俱乐部

 

       在参与意识越来越强,成效越来越显著的情况下,我们在工作目标上,又提出和实施了两个“走近”。即,走近决策中心,走近经济中心。作为知识密集的所谓智囊团,改革参谋部,我们认为,我们应当这样做。

       我曾提出过三个市场需要的理论。即要尽力满足决策市场、精品市场、大众市场的需要。其中精品市场讲的是理论性强的一些成果,主要是针对专家学者的需要,然后再把理论性强的精品用大众化的语言进行传播,这就是由精品市场走向大众市场。这就是由精英文化走向草根文化。

       走近决策中心,就是要树立和坚持重在参与贵在探索的原则,不能坐等决策者给任务,而是要深入研究和思考决策层的需求。正如现在的企业家,要研究了解市场的需求一样,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一定要研究思考决策层的决策需求。

       那时,对一个长期在高校工作而履新社科院的院长而言,可以说对地方省委与政府的决策需求,基本上一无所知。因为我当时所在的大学是地质部的直属大学,对地方党政的需求,自然是不甚了解。如果说了解一些决策的需求,那也更多的是地质部系统的决策需求。但现在眼前已不是地质部而是省委、省政府。所以,我觉得,更有走近地方决策中心的必要。而且我还认为,不但要走近地方决策中心,还要走近中央决策中心,因为地方与中央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那是一脉相通的。而且中央的决策,是要影响地方决策的。所以我后来一直强调,在走近地方决策中心的同时,要走近中央决策中心。你不了解中央决策中心的需求,那么你要满足地方决策中心的需求,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比如研究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那就是中央决策中心的需求,只有对中央决策中心的需求了解与把握得准确,才有可能真正满足地方决策中心的需求,这就是中央与地方的一致性。

       走近决策中心,才能更好地发挥参谋和助手的作用。正如省委的几届书记,都曾在全省的不少重要会议上讲:社会科学院不仅为我们出理论,还为我们出改革与发展的方案,他们的确是我们的好参谋好助手。那时社科院的主要领导,省委办公厅行文,经常通知列席相关的省委常委会和政府常务会,社科院的院长与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建立了交流与对话的机制。这就是走近与需要走近者的一种默契。仅就这一点,全国的地方社会科学院,在那时还找不到第二家有如此社会地位的。

       而走近经济中心,重要的是牢牢把握改革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的脉搏,走进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走进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最重要的又是面向企业,推动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有一个创意,就是构想创建一个企业家俱乐部,以此为企业提供一个企业家与理论家、政府官员、媒体等多方对话的机会与平台,这也应当是走近经济中心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这个方案一经出台,就得到全省几百家大中型企业的热烈支持与响应,同时还得到了国家经委的支持。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创意。

       但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仍然发生了。

       那些习惯于常规走路的人,那些习惯于在高阁之中研究理论的人,那些喜欢高谈阔论而不务实的人,他们首先不理解。这对于习惯于在书居里做研究的学者来讲,还可以理解,但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又来借题发挥了。说什么企业家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你们要搞俱乐部让企业家唱歌跳舞,真是不知这个院长要做什么?更没有想到的是,省委的一些领导也是这样认识的。所以在我们经过精心策划正要进入操作层面的时候,接到省委的指示,要等省委专题研究之后,才能进行实际操作,实际上就是不让成立。这对于我来说,确实想不通,不理解。从过去的智力开发等一系列的活动看,我认为我们的省委是开明的,对新事物是敏锐的积极支持的,但此时对面为企业找到的一种服务的新方式,为什么就不开明了呢?为什么就不敏锐不支持呢?但我又想,是不是这个创意本身不对呢?或是领导层不明白真相或是小人乱打了小报告呢?后来从省委大院传出来的信息是,我们只是报告了省政府,作为省委主管的单位,应首先要报告给省委。原来,我认为经济工作主要是政府在具体管,所以组建企业家俱乐部主要是跟省政府的常务副省长顾金池同志联系、请示报告得多一些,没有直接向省委报告。这倒是我们工作上的一次疏漏,因为我们想得太简单了。特别是我这样的一个长期在高校工作的人,是不可能太了解官场上这些规矩的,但是进入政界了,当然要补上这一课。政界最重要的原则,一是程序论,二是对口论。我们的对口领导是省委,所以办事首先要向省委报告,而且是要按程序报告,不能越级报告。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有按程序与对口的连接方式报告,更重要的是请示越级,省委主管的领导认为这是越级行为。还有更要命的原因,就是有人利用我们的疏漏歪曲事实真相打了小报告,使本来很小的一件事顷刻间复杂化了。这些小人又得到了一次表演的机会,看来他们对对口论与程序论是用心作了研究的,才能用卑劣的小动作企图阻止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但省委那些有怨气的领导,那些不明真相的领导毕竟不是小人,虽然推后了几个月,还是批准了;同意作为一个民间性的社团机构成立,其班子由省委常委研究确定,省政府下发批文。这也是在全国首创啊。省委省政府仍然这样重视,我们也有了一些安慰,只是拖了几个月把最好的机会失去了,因为国家经委本来要为此投资建立一个企业家活动中心的,可惜了。

       企业家俱乐部一经成立,就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全省有四百多家大中型企业参加,成为企业界、理论界、政界、新闻界的一个活跃的对话交流平台,为参与、研究、宣传、推动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做了一系列极为有意义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见到不少当年的大中型企业的领导,他们回顾起那时的企业家俱乐部,仍然十分动情。俱乐部成立后,常常就企业在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组织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媒体及理论界人士进行对话与交流,解决了不少企业的一些难于解决的问题。当时我们俱乐部的主任是主管企业的副省长,许多时候实际上就是由副省长主持现场办公会,为企业排忧解难。同时,在对话与交流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又成为了理论工作者研究与思考的课题。每次对话与交流之后,我们都要出专门的简报,不少的对策、建议,就这样形成了,也有不少有影响的学术论文由此而与读者见面了。这些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具有非常积极的指导作用。

       那时的企业家俱乐部,确实对全省的企业产生了极强的凝聚力,向心力,是理论联系企业实际的舞台,也是走近企业,为企业服务的平台。每次的对话与交流,都有全省的重要媒体如省报、省电视台等,中央驻川的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采访报道,也有相关业务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参加,而且每次都有一个主题,或请知名学者作报告,或请业务主管产部门的负责人作报告,或请成功的企业家作报告,还经常组织企业家出国考查与交流。

       那时的企业家俱乐部,还与首都企业家俱乐部,国外的相关社团建立了联系,比如与德国的科伦工商联合会就有密切的合作。

       那时的企业家俱乐部,也在全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且就全国的社会科学院系统来讲,更是独一无二的。不少兄弟社科院的主要领导参加过我们俱乐部的活动,但他们对我说,这个经验,他们学不到,原因是他们对企业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而为什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对企业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号召力呢?这就是我们有一大批经济理论研究人员,他们长期注重研究企业的实际问题,能深入到企业的实践去研究、指导、宣传、推动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被企业所认同。尤其是我们当时能让全国的股份经济研讨会最早在四川召开,推动了四川股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不少企业的上市方案都是由我们来做。那时四川省委书记领导的企业扩权试点,就有社会科学院的参与,后来谢世杰同志任省委书记,领导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同样有社会科学院的参与。企业上市领导小组有我们,上市专家委员会同样有我们。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一些重大政策的出台,都有我们的参与。正因如此,企业家俱乐部对全省的企业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影响力。也是我们走近经济中心,参与、研究、推动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

       总之,四川省企业家俱乐部的创建,不仅为社科院的经济理论研究与企业改革、发展的实际,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联系平台,而且为四川省企业家与企业家的联系,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联系,企业家与新闻界的联系,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更为我省企业家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台阶。可是后来由于我的其它工作繁忙,过问少了些,主要工作由秘书长主持,但先后选择的几任秘书长,都不很理想,甚至出现了挪用公款、贪污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过问,导致了企业家俱乐部的影响力下降,凝聚力减弱。看来用人是非常关键的。需要说明一点,就是不同部门交流与对话的这种方式,应当说是企业家俱乐部所开创的,后来延伸到了各个领域。

       现在,企业家俱乐部已更名为四川省企业家研究会,担负了新的研究与服务任务。

 

       没有实现的办学理想

 

       社科院抓办学,是我构想的求创新求发展激发活力的又一举措。

       我之所以当时极为重视办学的问题,那是因为我刚到院时听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三个字:一是“散”,这主要是对科研人员而言;二是“穷”,主要是指经费不足,三是“软”,主要是对班子而言,太软。科研人员是个体劳动者,不上坐班,自由选题做研究,一周只有两次集中,但还有不少人的不到。所以,如何解决散的问题,如何聚人气,聚人心,作为一个新上任的院长来说是极为焦虑的问题之一。我长期在高校工作,做过教员,也做过管理者和领导者,学校的教师同样不上坐班,但是由于他们都有繁重的教学任务,这样,作为学校里的教学基层管理单位,就是教学研究室,就要组织教学活动,如集中备课讨论教案等等,教师的集中性自然就要强一些,而且有教学检查,又可以通过课程表了解教师的工作,还可以通过课题研究了解教师的水平与能力。但社科院人们讲的散的问题不好解决。为此我和一些同志策划了一个方案,这就是办大学。它的优势一是可以通过办学把科研人员的成果纳入教学领域内,同时也是科研成果社会化、市场化的一个途径。二是解决散的问题。通过教学组织起科研人员队伍,可以了解他们的水平与工作量。三是通过办学可以逐渐形成两个中心,即教学中心和研究中心,以落实小平同志提出的科研单位的根本任务就是出人才出成果的指示精神。出人才方面,教与学都是出人才的机会。出成果当然是组织课题研究,一是课题设计,二是组织实施,三是成果转化,实现社会化与市场化。

       正是基于上述构想,我们策划的办学方案,是办西南社会科学联合大学。这是考虑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有过一个西南联大,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他们的办学特点,就是综合性与针对性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应当办成综合性针对性强的联合大学。当时我们还有一些优势,一是与教育教部关系方面的优势;二是我本人长期在高校工作,办学有一定的经验。同时,还有社会科学院自身的学科优势与人才优势。但是这一极好的可行的策划方案,没有实现。主要是遭了暗算。有人在这个事情上做了小动作。我们经过研究上报的方案是办西南社会科学联合大学,但经办人不经我的同意,竟删改为社会科学院职工大学。当我发现此事时,内心深处对这些人的愤慨,可以说达到了极点。但是我也明白,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自然是背后有重要人支持的。而这个重要人虽然会上也没有反对,但实际上是在玩小动作。我在当时还是缺乏应有的斗争策略,想到既然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就没有再坚持,算是我首次想办的一件大事,一个辉煌的理想,失败了吧。也还因为我当时想做的事情还很多,此事不成,就做彼事。毛泽东同志讲过,我们要求常胜将军,只是多打胜仗而言,不打败仗的将军,实际是不存在的。首次失败固然不是我想面对的事实,但失败也是兵家常事。我当时就是这样安慰自己的。政界的那种复杂,对一个学者来讲,确实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能办成学,对本院的发展肯定是百利而无一害。但那些玩权术的人不知他们是出于何种考虑,但实际上又阻扰了本院的发展,真是难以理解这些人的心态啊。从长远和效果考虑,如果研究能与教学结合,研究与教学互动的功能发挥出来,研究的成果与水平就会升华。如果从体制方面考虑的话,我觉得应当考虑现行的体制是否合理,我们这种体制确实极为独特。如果从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上考虑,那就更应从长远考虑体制的改革问题。研究与大学教育相结合,无论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应当是我们改革的方向。

 

       出访法国,走向世界

 

       我接到了出访法国的通知。

       出访外国,对我来说,极为兴奋也极为新鲜,因为这对社会科学院来讲对外开放这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一次重要的外事,能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是极其高兴的事。但在国内与洋人接触的机会还是不少,与洋人接触与交流固然有文化的碰撞,但那与出国还是不一样,而且这次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出访任务。

       现在我还记得,我进入社会科学院的第一个重要外事,就是与法国外交部的一位名叫吉尔曼的官员,达成了一个合作协议,其中一项就是互访。我这次就是执行此协议中互访条款的出访前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川同志交待,此次出访建议我把老院长陈文同志也一同去。他说作为一个老同志一直还没有出过国,省委曾对他有过承诺,但一直没有机会安排,你这次出访就是一个机会,算是兑现过去的承诺。当时我觉得有个老同志一道,可以多出些主意,其实更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同时又想到陈文同志曾是我老父亲的同事,有一种亲切感。基于此,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建议。此时还让我极为高兴是,与我同行的还有我们的副院长顾宗正同志。他是一位经济学专家。为了节省经费,我们没有带助手,也没有带翻译。也就是说此次是三人出访,由我负责,这当然是因为我是院长的缘故。时间我记得是1985年的春节之后,我任院长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作为第一次出国,虽然极为兴奋,但为了出色完成任务,一是要做一些业务上的准备,如看一些有关法国经济、社会的书籍和资料,二是要制装。按当时的规定可以由单位报销500元的制装费。说起制装,现在想起来那还是我第一次穿西服。由中山服到第一次穿西服,说起来只是一种服装式样的变换,但确反映了一种文化观念的变化;服装成为人们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标志。正因如此,起初确实不适应。但那时外事处的同志对我讲与外国朋友正式交流穿西装就是对客人的尊重,尤其是到国外考察更应当在正式场合穿西装。但当时在国内穿西服确实极不自然,而且总觉得别人要议论。其实那时年轻人中穿西装的已为数不少了,可是我还显得极为保守,从来不穿西装,可见传统观念的影响之深。中式服装与西式服装,它实际上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正是因为它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面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对我来讲又是一个观念上的挑战,是一种传统文化观念表现在服装上的一种碰撞。现在要出国面对的是西方世界,要适应西方文化的需要,也自然有个适应过程。我还记得出发时我在成都还不好意思穿,到了北京的机场才穿上,现在想起来真觉得好笑,但是在当时我确实是如此这般的。但回国之后,穿西装就觉得自然一些了。现在看来这就是一个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互为中介过程中的适应过程。第三种准备,是找到去过法国的同志了解一些法国的风土民情。我想对一个初次出国的人来讲,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此次出国,我们没有带翻译,但我们三个的外语都不行,尤其是法语更不懂,这当然更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好在法国方他们有预案,做了安排。而且法国外交部的那位吉尔曼先生我在成都接待过他,我们彼此之间都应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因如此,在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我们赴北京起飞。哪知就在我们起飞的当天,法国方面发传真过来,访问时间后延。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院,当时院内连一部传真机都没有,是由省委接转的。正当我们起飞之时,传真转到了院里。这样,我飞到了巴黎,人家当然就没有安排。好在我们出访之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给我国驻法使馆发了传真,所以我们到达巴黎机场后,法国人虽然没有到机场迎候我们,但我国驻法的文化参赞到机场来接我们了,并告诉我们法国改期接待的事情。使馆把情况向法国外交部通报后,把我们安排在使馆的招待所里。第一次出国就遇到这种意外的情况,当时我们极为着急,好在有使馆帮助我们。此时,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在异国他乡同胞亲人的温暖。

       更因有使馆给法国方面的情况通报和不断的联系,我记得我们在招待所等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法国就提前接待了我们。接待我们的,正是那位法国外交官吉尔曼先生于是我们就按法国外交部的安排,开始了我们的访问日程。总共十天的访问,我们先到了法国的南部,第一个重要城市就是法国南部的一个科教城,叫蒙比利埃,它与我国的成都是友好城市,所以对我们的接待规格特高。当时正好是法国大选之前,所以不少部长要出来发表竞选演讲。接待我们的主人征求我们的意见说,在此有一个原始森林区,那里正好在举办一个交易会,问我们是否愿意去看看。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了解法国的商情民意,所以我们就答应去了。我记的坐了四个多小时的车,当时陪同的还有我们院里在那里留学的一个年轻人。我还记得那里确实是一个自然风光极为秀美的地方,正好在森林的半山腰有一个很大的平坦之地,交易会就在这个平坦之地上举行。那天人确实很多,有品种繁多农产品交易。而正好我们遇上一个法国的部长在那里搞竞选讲演,所以有不少的媒体记者在现场作为中国代表,我们是唯一的,所以自然引人注目。我还记得那天一直阴雨绵绵,当我们正在兴致勃勃地观看赛马时,一个法国记者要对我们做现场直播采访。他们的直播采访方式就是直接由现场直播出去,没有剪接。这对被采访者来说,当然要十分敏锐才行,而且还要有较强的政策水平,因为是在异国。所以我们的几位同事,见到此情景,就往后退,甚至表现出一种惧怕的心理。但此时正面对着镜头,我虽然也有一些紧张,但很快就镇静下来了,因为我意识到此时我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国际形象。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遇到过不少中国的代表团,他们去的都是法国的大城市,而唯有你们来到一个法国的偏远山区考察,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们之所以来到法国的偏远山区,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时期,而我们的国情是属于发展中国家,法国则是发达国家,你们的不发达地区,也可能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同时我们来至四川省,它是一个以丘陵和山区为主的农业大省,我们考察法国的山区经济的发展情况,对我省经济的发展更具有借鉴作用,所以我们选择了法国不发达地区考察,可能借鉴性更强一些,意义更大一些。”我之所以这样回答,其实那是考虑到国家的形象,激情发挥,真实的情况是带着好奇心理去的,但对洋人不能这样讲。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请刘先生谈谈您对法国的观感可以吗?我说,它是一个富有民族性传统性和现代文明互为中介而构建的特色鲜明的国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可以见到它传统与现代文明整合的极为完美的特点。我之所以强调它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整合,是因为这一点是它区别于西方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从微观而言包括任何一个高大的建筑物,它几乎都可以见到反映法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与现代文明的融合特色。法国又是一个生产葡萄酒的大国,从生产工艺到经营管理都极具民族性与现代性整合的特色。等等。与记者的对话,虽然是激情发挥,但由此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我们回到巴黎的当天晚上,出乎意料的是,我国驻法的文化参赞来到了我们的住处,代表大使向我表示祝贺。他说:“你接受法国记者现场采访的直播大使看到了,他极为高兴。他说你的讲话为我国人民争了光,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民的形象,而且你的演讲,也改变了一些法国认为我国来访的代表团是借考察之名行旅游之实的印象。你带了一个好头,所以大使特别要我代他向你表示祝贺。”当晚大使请我们一行吃饭,高度评价了我们的这次出访。

       第一次出访便得到大使的高度评价,应当说是极为不容易的。但由此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出访者,随时应当想到自己的身份,想到自己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学者的身份,所以对事对人,在国外与国内都应当注重自己的形象。就在此次访问法国的山区时,我还注意到一个专门从事蜜蜂养殖和蜂蜜经营的专业户,我对他作了专门的了解与访问。他出售的蜂蜜极为注重包装的设计,注重商品的审美与营养价值的宣传。所以他从蜂种的选择到养蜂的方式以及包装上市的过程,一是体现了国际性与民族性的整合。这是因为从选种到养蜂的方式,都体现出了国际上最好的选种与最好的养蜂方式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出了国内最好的选种和最好的养蜂方式的影响。所以我说它是国际性与民族性的整合。二是它上市的包装,更体现了商品的审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整合。

       由此我引伸出一个新的结论。这就是经济与文化的整合,它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规律。它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规律,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因而对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要求自然也就更高了,所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整合度越高,它的市场竞争力也就越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法国的这个养蜂专业户的经营模式中得到了启发,并由此形成了经济与文化的整合论,应当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从这个案例我想到了一个科研工作的理论思维,最重的是联想思维;真理就在你的身边,关键是看你善不善于思考,尤其是善不善于从细小的事物中发现它。

      此时我想到马克思。在他的时代,他对资本主义初期的货币与商品的市场交换现象,作了考察。他对一般人不会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联想,进而对商品的属性货币的属性有了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创建了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他将商品的属性定义为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双重性。但在马克思的时代,人们对商品的属性更多的认识是它的使用价值。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消费更多的还是一个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要。但到了现代社会,人们的消费不仅有一个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有一个享受的需要。其享受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更看重精神的、文化的。到了今天,人们的消费观念,变得更为深刻了。正如一个房地产商在一个项目开发的规划中讲到,人们的消费已经达到了三个层次,三个阶段。第一是看得到、摸得到的消费。第二是看得到、摸不到的消费,所谓摸不到的主要是环境。第三是看不到、也摸不到的消费,主要是文化的消费。这三个层次的消费,从趋势上讲,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走向,这就是人们对文化对环境的消费看得更重。也正是如此,从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看来,他们对文化对审美的需求,显然是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所以由此总结出商品的属性应是审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整合,它是与人类的消费水平的增长相适应的。现在,生态与环境,可以说是全人类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所以对商品的环保指数的要求,也应当是人们极为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因为环境问题,它已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了,危及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所以对商品属性的认识,人们对环保指数的要求,甚至胜过审美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现在看来,作为商品价值理论,它应当是审美价值、使用价值、生态价值的三维整合,而不应当是二维整合。这也应当是认识的发展吧。

       话又回到法国之行。这也是我院对外开放的第一次出访,并且与法国进一步完善了互访协议。这就是每年我们安排学者到法国去考察,由法方安排接待,同样法国也对等安排他们的学者到四川考察,由我方接待。我们与法国建立了长期学术交流的合作关系,打开了我院对外交流的渠道,开始走向世界。其后与美国英国等国都建立了这样的学术交流关系。

       总之法国之行,虽然开初遇到了意外,但最终还是成功的。它的成功,不仅是因为顺利完成了出访任务,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科研单位的负责人,我也取到了重要的理论创新的成果。认识了法国的形象,是一个传统与现代文明互为中介的整合,是民族性与国际性互为中介的整合,是经济与文化互为中介的整合;从微观经济领域看,商品的属性也是审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整合。现代市场经济要体现商品的竞争优势,就在于商品的审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整合优势,而且随着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程度的提高,人们对商品的审美价值的要求就会更高,这也应当是一个规律。对它的认识和对其规律的揭示,应当说,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贡献。

 

  第十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出访法国的成功,使社科院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更有一种“虎踞龙盘今胜昔”的感觉。联系近年来社科院的深刻变化,社会上的赞歌多起来了。

        平心而论,社科院确实在变化,在发展。

        记得我刚上任的时候,安排我在原院长陈文同志的办公室,十几个平方米,潮湿,蚊子多。实业街招待所的一楼,就是全院机关的办公室,过道上有三部公用电话,这就是当时的社科院的办公条件。有同志问我社科院在哪里呀,我在成都呀,成都有多大社科院就有多大。我之所以这样调侃,那是因为当时社科院的各个所还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为了省钱由各所自己选择租金便宜一点的房子来办公,当时各所的办公地点极为分散,所以我比喻说成都有多大,社科院就有多大。

       现在,无论是硬环境还是软环境,都好多了,各方面的成就也引人注目。

       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有“暴风雨就要来了”的感觉。而我的身心俱已疲惫,真想找个风平浪静的地方,真想有个世外桃源,躲一躲。

       当然我知道,避风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上没有风平浪静的地方,没有世外桃源。人在身心疲惫时,越是想风平浪静,越是得不到;越是想找一个避风港,越是找不到。这是个需要研究与思考的命题。到处是人与人之间的事非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内斗,我在五、六十年代有过这样的经历,但现在已进入八十年代,还存在如此复杂的矛盾事非,让人难以理解。但是更没有想到的是矛盾事非有可能发展到惊涛骇浪、风声鹤唳的地步。

       凡是见过火山喷发的人,感受过火山岩流高温烘烤的人,他们对火山喷发的可怕情景就有切身的体会。我虽然是个地质学家,但只是在教科书上“见过”火山爆发的可怕情景,并没有直接的感性认识。正因为没有见识过,所以在到任前,省委老领导提醒我说,你到的是一个火山口。

       其实,火山岩流的烘烤,我已经接受了,只是还没被烤糊。但我的预感是暴风雨的摧折。

       我听到过一些风声。无外乎就是个人主义,追逐个人功名之类的。

       比如《社科研究》杂志开了一个读者编者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了此会,并要我说几句。我习惯于站起来讲话,但我没想到就我讲话的姿势,就有人用来做了文章。当时我对总编提了些问题,就说我讲话的神色不对,说我对总编不满;我对读者说了热情的话,也成了居高临下。

       而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似乎总会在另一些人的目光中读到这样的潜台词:等着瞧吧。

       是我太敏感?是我太多疑,草木皆兵?但我的直觉始终没变:山雨欲来风满楼。

 

       采访引起的风波

 

        在法国考察、访问时,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即兴发挥,为国争了光,也被传为佳话了。在国内接受记者的采访,应当是很轻松的吧。

       一般说来,一个学者接受记者的采访,是想提高在学术领域内的知名度,对于学术研究的成果,也如同一个企业的产品一样,需要包装,通过主流媒体的采访,提高其影响力。对一个领导来说,更多的是想提高所在的单位知名度。

      《成都晚报》的一位女记者,叫姜学芬,要来采访我,我答应了。这位记者,我一见面就感到是一位很敏锐很有才气的记者。她的话题要从我在大学的改革举措开始,此时我敏感地意识到,她是要把我作为一贯的改革者来写。我说咱们要谈就从社科院开始吧,而社科院,我也只是做了一点起步的工作。她说这是历史,不能割断历史,谈一个改革者的思想和理念。我说,这也不是哪个人的改革思想问题,而是我们如何理解中央的改革精神,如何落实中央的改革精神的问题。这位记者非常敏感地意识到了我的意思,她说那就谈谈社科院的改革思路吧。我们的话题就是这样开始的。我说,要说改革的思路,那也是社科院众多科研究人员特别是中青年科研工作者他们的思想,我只不过对他们的思想加以概括和提炼。这就是我曾经讲的“四、三、二、一”的发展思路。在记者的眼中,她认为这些观点是极具超前性的,于是就以《他注重开拓未来》为题在《成都晚报》上发表了。我认为,在我的要求下,写得比较中性。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风波由此而起。其中最尖锐的是我讲的“四个转变”,说这就是否定社科院过去的成就,突出自己的改革者形象,标榜自己的不可一世。有不少老同志到省委宣传部去反映,去指责,据说也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进而有人在查我与这位记者关系,他们说肯定是院长沟对了这位记者,而事实是我之前根本不认识这位记者,只是当时青年改革研究会非常活跃,她也是一位活跃人物,她听了我的一些讲话,从记者的视角看来有新闻价值,所以她来采访。

       在谈到“四个转变”之前,我特别强调了集体的智慧,强调了社科院建院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请注意,这里我用了巨大这个形容词,目的就是考虑别人的感受。结果不但没落到好,是非却反而来了。我的朋友和许多同事都感叹说,这真是咄咄怪事,一次再正常不过的记者采访,咋就惹祸上身了呢。

      不幸中也有万幸。《成都晚报》的记者采访后,稿子发出来,新华社四川分社一位叫杨力的年轻记者也采访了我。他也认为我的“四个转变”是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改革思路,想发一个内参。我告诉他说,不急,看看再说。好在有看看再说,没有发出来,否则风波就很有可能来得更加猛力。

       而细细一想,说怪也不怪,因为世间的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兴起风浪来的,关键是看风是为何起的,浪是为何来的。

       还是一位知心的朋友,一语惊醒了梦中人。这也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吧。他说,你的知名度提高得太快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一个新上任的院长,时间不长,到处都可以听到你的大名,有的省长当了几年还没有你的知名度高呢。这就形成了一种心理反差。因为许多人认为你是外行,本来是要看你的笑话的,没想到你还越来越风光了,别人能让安稳吗?能舒服吗?

       对于一个有心事业无心官场的人来说,这样的遭遇是极其尴尬的,也有可能是致命的。这不得不引起我的又一次深思。

       省委把我“空降”到这里来,当然不是让我来过官瘾的,而是期望我有所作为。要作为就要有思路,就要有创意,就要图新图强,就要有行动,那知名度的提高也是无意之间的。并且,知名度的提高也是积累而成的,在这样的单位,一夜成名是不可能的。就说这之前,在省智力开发规划办公室从事全省的智力开发研究吧,那时从事智力开发研究,在全国来讲,是起步最早的,是省委的大智慧,所以引人关注。我记得当时全国不少地区与单位来四川取经。作为规划办的负责人,我是有所为的,还应邀到一些地区和省级机关作报告,已小有名气了,就有些积极参与改革的学者的形象了。所以调入社会科学院就带有一个改革者的形象与色彩了。而我们提出的办院宗旨,办院思路,“四个转变”,虽然说不上有多么大的跨越,更多的只是一些构想,但还是加重了这一色彩。

      在这样一个大力宣传改革、研究改革、推动改革、深入改革的时代,为什么一个改革者形象的出现,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呢?当时我确实不理解。也许是因为这里的改革滞后吧。我到社科院时,就听到一个说法,说社科院对外提倡改革,对内十分保守,也就是说对内的改革是很难的,阻力是很大的,更有人说社科院曾是造反派的巢穴,而且有不少骨干。所以省委老领导还特别提醒我,这里是“火山口”。也正因为这里有不少的骨干,所以难以对他们委以重任。这个现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难题。还有当时也正是要对这些同志作组织处理的关键时期。当然,对于我这个一向宽于待人的人来说,我是极力主张从宽的。文革的问题,主要是上面的问题,下面的同志更多的是盲从,更多的是一个吸取教训接受教育的问题。记得当时有的是上面要定为“几种人”处理的,在这点上,我做了不少的工作,说了不少的好话。而且当时我本人也正是上面高度信任的时期,有话语权,说话的力度还是有的。但这也同样承担了政治风险的啊。省上的不少老同志,他们深受造反派迫害之苦,所以对造反派那是恨之入骨的啊。面对如此复杂的干部人事问题,如此的二难选择,同样也是院内职工认识我了解我的一个机会。从宽处理,给别人再生的机会,当然也是给自己机会。也许这也是我能够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做,当然社会上也是有议论的,再加上身上的改革者色彩,加上一些新的举措,引起新闻界的关注,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我虽然是一个地质工作者,但我却没有见过火山爆发的直观情景,只是感到这是一种可怕的情景;我是北方人,也没有大海弄潮的经历,只知道海风海啸、巨浪滔天的危险。我们北方的一些不大的河流,有时风浪还是很凶险的,可能吞噬人的生命。

       风波来了,我当然得勇敢面对,勇敢地担承。只是苦涩自知,伤痛自知。我相信省委的领导同志也会冷静、理智。我记起在一次会议上,我见到省委副书记聂荣贵同志,他对我说,你在一个单位担任主要领导,一定要注意前任领导的工作,要给予充分肯定,不要过多地评价,否则人家会认为你是在否定以往的成绩。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理会书记的意图,当时我还对书记的意见还作了一些解释和说明并强调了要改革、要创新,如果要我来守摊子,那我就没有必要来了。但万万没想到,一次寻常不过的记者采访,我在强调了社科院建院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谈了一些改革发展的思路,就犯了别人的忌讳。据说有不少的同志联名上告,言辞激昂、犀利。其实这股势力并不是孤立的,一时兴起的。我上任不久收到不少匿名信,接到许多匿名电话,就是来自这股势力。他们一直在伺机而动。

       我进一步分析、考查,激起风浪,还有用人的因素。一是宽严度的把握问题。过宽会产生副作用,过严也容易伤人。这与单位干部职工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质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要真正掌握好这个度也是极不容易的。当然我更多的是宽一些的原则,能容则宽。二是用什么人的问题。我更多的是想起用一些能人,但能人总是有争议的,因为他们有极强的个性,他的观念具有超前性,所以难以让更多的人认同。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人无完人,金无赤足。只要没有大的原则问题,能人是必须要用的。一个单位,特别是我们这样的科研单位,如果视能人为蔽帚,那还有什么成果,有什么气象,有什么希望呢?是能人就要给他们舞台,给他们机会。这一点,我是非常坚定的。

       多年来,我对知人与用人的规律性认识,进行过一些思考,也发表过一些文章。对人的认识,对人的价值的认识确实是一个重要课题。我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关注这个问题。比如有的学者提出人的能力价值决定其它价值的观念,这就是所谓的能力价值论。能力价值论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比如商品营销领域,对能力价值的认定就有不少学者提出,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社会价值高于经济价值,顾客价值高于生产价值。这些重要观点,应当说都是关于能力价值运用有益的探索。所以起用有争议的能人,重要的是给他们舞台,给他们机会,在尝试中考查他们的能力价值。与能力价值相悖的是资格论、权威论,你要改革用人制度,当然要触动用人的传统观念,这就是革命。所以你要由能力价值论取代资格论、权威论,那些靠资格论、权威论受益的人,当然要跳出来反对。 这就又一次把我推向浪尖上了,起用有争议的能人,这是我在1983年智力规划办通过调研中提的一个用人政策,当时我就认识到凡是能人都是有争议的,因为能人者他的观念首先具有超前性,而那些传统思维定势的人,当然不能理解,当然不想用这些人,而不少领导选择人更多的是所谓听话的人,所谓听话就是领导怎样说,就怎样听,怎么办,没有任何独立见解,这就是人们讲的唯上论者,这就是人们讲的唯上论者,如果我们用的都是这些唯上论者,那我们怎会有创新思想和创新事业呢?所以我多年来强调起用有争议的能人道理就在此。现实的是如何起用所谓的有争议的能人,由能力价值论取代资格论,其间的风险可想而知。挑战资格论,挑战权威论,当然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识,更在有承受巨大的风险意识。

       改革就是一场革命,但它不是我们从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革命。改革是深层次上的观念革命、制度革命,特别是前者,撞击在所难免,对于积极的改革者,恐怕伤害也是在所难免的。此事对我是一次响亮的警钟。临渊更知风波恶啊。

 

       没有发出来的新闻稿

 

       民间有一个说法,怕什么来什么。这种际遇于我,还真灵验的。

       新闻采访的事,不可遏止地还在我的极不情愿中发酵,再一次把我推上了二难的境地。中央媒体的关注紧跟过来,一个《中国青年报》,一个是《光明日报》。记者预约的采访主题惊人地一致,就是对中青年科研工作者重视与重用的问题。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其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本来是那个时候最响亮的口号,特别是新闻媒体,对此特别敏锐,报道的也特别多,是对改革在舆论导向上的支持。

       那么,我是坚持呢还是退却呢?退却当然可以明哲保身,坚持肯定会让风浪升级,也有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但我还是选择了坚持。现在想来,当时做选择时,心情是那么的悲壮。这不是四川人说的那种我行我素“冒皮皮”,而是经过了认真思考后的抉择。因为这不是关乎我个人的荣辱成败问题,而是关乎社科院的改革与发展的问题。我到任后,无论是在见面会上,还是在第一次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座谈会上,关于社科院的发展和关于对中青年重视的讲话,余音在耳,我必须践履力行。并借中央媒体的关注与重视,再次宣示。

       所以我还是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采访。其中,《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告诉我,他们已经过主编办公会做出了决定,要以整版的篇幅作专题报道。为此,他们对我院各类中青年科研骨干作了专访,并对相关的其他人员也作了相应的调研,形成的共识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对促进中青年人才的脱颖而出所做出的努力,既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也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但是出乎记者们的意料,也出乎我的意料,省委宣传部不同意这个宣传主题和角度。他们认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有那么多的老专家,应该首先宣传他们,新任院长和中青年科研骨干的成绩与作用应该肯定,但媒体的宣传以后再说吧。记者一脸无奈地摇头感叹:按理说一个上任时间不长的院长,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得到了媒体的关注,实际上是对省委的肯定啊,因为这个院长是省委任命的啊,说明省委的决定是正确的呀。

       那时的媒体和现在不同,发稿的自主权有限,所以尽管《中国青年报》主编会上确定了宣传的主题,但稿子还是难以发出来的。

       省委宣传部的意见,可能是为了某种平衡。但对资格论、权威论的坚守者们来说,也同时是一种有力的支持,对我的攻击,自然会变本加厉。如说什么又是我特意与媒体勾兑好了的,要突出自己,抹煞别人,把省委对发挥老专家作用的指示当作耳旁风等。但说抹煞老专家,这无外乎是无限上纲的托辞而已。让中青年人才的脱颖而出与发挥老专家的作用本来是一致的,我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却非要对立起来不可。中央媒体要对我院如何注重中青年人才进行宣传,本来对提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影响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说,突出了现在,就是否定过去,突出了中青年人,就是抹煞老专家。这就是他们的逻辑。记得《光明日报》当时来采访的那位记者,后来得知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间是1986年的秋季,还专门来看了我。他说,你的气度太大了,要是我就受不了,而你不仅没有因此在工作上受到影响,而且还一如既往地在努力前行,这是一般人难于做到的啊。

       其实我当时也在方法上做了一定的调整,尽量不在媒体上露面,包括院办的刊物,也注意了分寸的把握。我记得关于开发大西南的首次学术研讨会召开后,我院的刊物进行了宣传,我看了清样后,撤下了我的照片。这样做,并不是我的妥协,而是想多一些宁静埋头工作。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一切以事业为重,让别有用心的人兴风作浪少些口实。

 

        “济公和尚”闹四川

 

       但1985年仍然是我的多事之秋。而事情又总是与文字有关联。前有记者采访事件风波未息,后有出版事件狂涛再起。

       那年的春天,其实是一个气象宜人的不错的春天,我刚来不久,立足未稳,磕磕碰碰,但春天是美好的。

       有一天,院出版社的社长张力同志和文学所的所长吴野同志,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们带了一套广东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济公传》,想由院出版社再版,并说此书出来后,既有社会效益更有经济效益,要我表态。我说,出书的事应当由你们出版社定,不需要我来表态,但是你们今天既然来向我请示,那我也只能作一个原则性的表态,这就是按出版社的出版范围和相关政策办。这是一部传奇性的书,是一部值得研究并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学著作,我赞成出。

       几个月后,我几乎已忘了这件事,但书出来了,问题也出来了,并且是雷雨暴风般的后果,书也必须封存销毁。原因是,出版此类书籍一要严格控制发行范围,二要严格报批审定,还要作必要的删节。这些我们都没有严格地去办。既超出了我院出版社的出书范围,不少需要删节的内容也没有删节,失去了正面宣传的导向作用,因为济公的传奇故事里有不少迷信色彩。总之,既有业务方面的问题又有政治上的严重错误。

       说实话,这事确实让我汗颜。因为出此类书籍,我并不懂得哪些工作要做。当时想,有出版社的同志把关,我也这样要求过,而且还有一个读者的需求问题。如果一本书删节得过多,就会失去其原味,也会失去其价值,包括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参考价值、审美价值等等。当时电视连续剧正在热播,所以我们就出版了,而且出的数量还比较大,因为考虑了读者的需求和经济效益

       上面派来了工作组,如临大敌,气氛极为紧张。出版社停业整顿,天天开会学习、检查、检讨,没完没了,有如文革中的那种景象,只是没有批斗会。这时,人们把这个事件称为“济公和尚”大闹四川,后来又说是大闹西南,可见风波之大,之险。

       其实这种软折磨更让人难过,但没办法,只能接受。纪委的初步意见,是要给出版社的负责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对此,我面见了省纪委的负责人,要求由我来承担责任。我说,这件事是我作的决定,有错误首先应处分我,而不是下面的执行者。当时我的考虑是,作为一个负责人,出了问题要勇于担当,保护部下,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当然,事情不会这么简单,院内的那些人还得闹下去。闹的焦点主要是两个;一是书的印刷数量大,全部封存销毁,经济账要算,二,既然是政治错误,就要追究领导的政治责任,政治账更要算。其潜台词就是:你这个院长位置还坐得稳吗?

       其实,我走马上任后,一直不消停,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大学与科研单位正在试行校院长负责制之风,也是推进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我到任之前,省委还有一个交待:在省社会科学院是省级部门第一个院长负责制的试点。这样的风是一定吹到了院里的,这就更让一些人不舒服的人更不舒服、不高兴的人更不高兴。记得刚到院时就接到中办的通知说,我院一个研究员的文章中,把总书记耀邦同志的邦写成“四人帮”的帮了,其实这只是一个校对上的错误,更说不上是政治错误,但有人要小题大做,无限上纲为严重的政治错误,要作检讨。而院里有人就提出,院长也要检讨。当时我就在想,社会科学院办了那么多的杂志包括内部发行的刊物,有几百人在写文章,哪能保证每一篇文章都没有错呢?而且不少是校对上的问题,如果这些错误都要由院长来负责,那这个院长就只有当校对好了。而这次的《济公传》事件,他们把这样一个细节也拉扯上了,就是说因为印刷这套书影响了中小学课本的印刷,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无论是明箭还是暗箭,其目的只有一个,射我下马。

      其实,他们的箭是软弱的。因为为那些被放大了问题,实际上是些鸡毛蒜皮。就说《济公传》吧,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政治影响、社会影响,又有多大的撼动力呢?尽管如此的风疾浪险,总是慢慢过走了。细想走来,从我到任之日起,确实没有过平静的日子,而且恶浪总是一波又一波把我推向了浪尖上,我曾深思过这些问题,曾想过回地质部工作吧,可是我想一有这个念头我就自我否定了。还是要面对现实,面对挑战性的工作,这就是我的定位。其实细想起来回地质部工作,同样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所以我的定位是逆境中,在大风大浪中创业。我想这同样是一切创业者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这个世界确实没有风平浪静的地方,尤其是创业者更是如此。因为想做事的人尤其是做点有创意的事,首先遇到的是传统观念传统思维的挑战,越不过这个坎,你就一事无成,而要超越这个坎,就有风险,就有恶浪,就会把你带到浪尖上创业,这就需要智慧和谋略,更需要勇气和胆识。只有超越自我,超越传统,超越权威,才能走向成功。

 

 

         第十一章 理 性

 

        破与立:重大课题招标

 

       科研单位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公平、公正、公开条件下的重大课题招标,这是目前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但在当时,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系统这样一个极为敏感的领域内,是一次大胆的一种改革尝试,具有极大的风险性。这种尝试在当时国内的科研领域里,也是罕见的。那么,在本来就风疾浪险尴尬万分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领头这么做呢?

       我当然进行了审视与风险的评估,做好了担当风险思想的准备。这样的改革,对于那些习惯于以权威或领导决定课题的组织者来讲,必然是一个革命性的挑战,尤其是在我们这里,确实有一些善于小题大做的所谓小报告专业户,我们这样做确实为他们提供了兴风作浪的机会,这里我是充分估计到的,而且我对风险度同样作过评估和预测,也就是说我是作好了充分的抗风险的思想准备,我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增强科研活力,如果不这样进行课题组织形式的改革,那么增强科研活力,便是一句空话。课题作为增强科研活力的重要形式,如何组织,理应属于组织科研的一个重要任务。传统的做法,就是计划经济模式的做法,是由上面下达任务,由分管副院长或所长组织实施,而无论是分管的副院长还是所长实施自然要受到“资格论”的约束,论资排辈,不管学术水平,组织能力如何,只要资格老就是必然的课题组织者。这种方式,当然就缺乏激励机制,当然不可能锻炼和培养年轻一代的研究人员,当然不可能增强科研工作的活力。突破传统模式的束缚,唯一的办法是引进竞争机制、强化激励机制,其方法之一,就是实施重大课题公平、公正、公开招标。这样,就能破除“权威论”、“资格论”,给那些具有挑战精神的人搭建平台,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机会。

       组织重大课题,实行联合攻关,这是横向联合开放办院指导思想下的重要举措。宏观上讲,就是不仅要组织西南几省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力量,还要动员实际工作者与理论工作者联合攻关。从院内的微观层次讲,就有一个如何调动和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决定实行重大课题招标的前提,也是我们引入竞争机制改革尝试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标志着我们将打破传统的“权威论”、“资格论”,建立人人平等的竞争机制。

       关于科研机构,小平同志讲过,其根本任务就是出又多又好的科研成果,出又红又专的科研人才。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我认为主要是课题的选择与设计。而当时能够这样想,敢于这么做,是有这样想这么做的背景和机遇的。就是在前面讲过的,我到社科院上任,正是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视察大西南之后提出了开发大西南构想的时候。我一见到这个讲话文件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意识到这是一个应该及时研究的重大课题,认为这也是社科院善谋敢为的时候了。这同样是一个兴奋点。所以,我考虑以后在班子里通了气,就作了一些具体的布置,开始了具体的行动。

      首先是邀约西南几省的社科院的同志来成都共商大计,二是请科研处的同志找几个专家做课题设计,以便组织课题的研究与实施。当然这么做,引来的非议是巨大的,诸如想当西南王有政治野心等等,前面已有陈述,这里不再赘言。这时焦点主要是课题的招标。

       西南几省社科院的院长如约而至,就如何加强兄弟社科院的联系与合作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确定成立开发大西南协作中心,联络处设在我院;同时还商定,就开发大西南的战略问题,各自选择若干重大课题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召开首次大西南开发战略研究学术讨论会。

       这样,我们院重大课题的选择与招标,就摆上了议事日程。并经过学术委员会的研究讨论后,做出了决定。当时确定的原则是:标书面前人人平等,决不搞照顾,严格从课题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等方面进行审定。

       在重大课题的选择与研究问题上,大家无话可说。因为大家明白,总书记提出了战略构想,当然就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参与,需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进行研究;我们这样做,就是在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但在课题公平、公正、公开招标的问题上,自然就不会平静了。有人写信给省委宣传部,说这是我的一个阴谋,让老同志坐冷板凳后,自己猴子称霸王。另一些老同志对我说,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你这样做会影响老同志的极积性。我说,把老同志和年轻同志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既能让老同志大显身手,也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和进步;我觉得不管从那一个角度上讲,我们的事业归根结底还是要寄希望于青年,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结果,出现的是预期的可喜局面。招标通知公布后,反响非常强烈,特别是一批年轻人对此反应积极而且兴奋,有如一池死水,激起了翻滚的浪花。不少科研人员参与了竞标;年轻科研人员十分踊跃,一些老同志也不示弱,竞争的态势就这样形成了。两组竞争格局形成了,一组是以老同志为首的竞标者,一组是以年轻人为首的竞标者。

       而招标的结果,更是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说实话,我都有些意外,中标的竟是一位平时就多有争议的年轻科研人员,况且这个年轻人当时还只是一个助理研究员。这个年轻人就是唐泽江同志。这就在认识上,形成了更大的反差。在媒体发布消息之前,不少老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你这样子,把我们摆在哪里啊,要不要给我们老同志面子啊。在川报刊发消息的头天晚上,川报的同志也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有人到报社去闹,强烈要求取消,问我要不要发其实我当时的心情也不平静,如果真的伤害了老同志,我的压力确实也很大,但当时我们确定的原则是标书面前人人平等。只能按这个原则办,而中标者又是经过学术委员会评定的,又不是那个人说了算,所以我的态度极为明确:照发其实,这时候争议的焦点已经不是竞争机制的问题,而是要不要起用有争议的能人的问题了。所谓有争议的能人就是他们一般具有超前意识,对传统思维的定势富有挑战性。

       可一切都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下进行的,课题设计方案是严格从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等方面进行审定的,我们不能出尔反尔。但我明白,我担负的风险,甚至是政治的风险就更大了。如此重大的课题,交给一个有争议的年轻人,一旦失败,局面可想而知。这时,我想起了列宁的一句名言:一个人的优点,是他缺点的继续。缺点是优点的继续。算是给自己鼓气,自我安慰吧。

 

       硕果累累,无限风光

 

       但这位资历浅、有争议的年轻人,并没有让我们失望;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很到位。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社科院没有任何的背景,全靠自身的努力。但他确实是一个极富参与性、挑战性的年轻人。他主持设计的课题有极强的针对性、可行性,所以得到了学术委员会的高度评价。这个课题,共组织了几百人参加,后来又和中国科学院的一位副院长孙宏列同志牵头的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即西南国土资源综合考察与发展战略研究结合在一起,我们承担西南经济情势子课题和发展战略研究,并承担了中国西南发展战略研究社会会科学基金课题。这样重大的两个课题,由一个年轻人牵头,却完成得非常出色。 而全这个课题组体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实际工作发挥联合攻关的优势。尤其是有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参加,更有利于研究成里进入决策层次,而研究成果更有利于转化为政府行为。

        一顺百顺。其后,我们又与九三学社中央和香港二十一世纪学会进行了成功的联合。联合的有利条件是,我们组织西南几省社会科学院走改革、开放、联合、创新的路子得到了九三学社中央和香港二十一世纪学会的认同与支持。同时我们认为,与民主党派联合可不仅有利于发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全攻关优势,而且更有利于发挥多党合作的政治优势,就党内与党外合作研究这一重要举措,我记得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高度评价这一合作举措,而且我被特批为九三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委员,据讲这是中央统战部特批的,而且我多次应邀到西南几省向九三学社的朋友作报告,我讲的主题是发挥多党合作的政治优势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综合优势,与此同时我们还与海外学术组织联合,可以获得一些国际资源上的优势,尤其是充分利用他们的关系,请一些国际上有影响的学者参加我们的课题研究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研究质量,又比如我们每次国际学术会议通过他们请了一些国际上的著名学者到会指导,大大的提高了学术会议的影响力,同时他们还为会议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这样,对于重大课题的研究,就有了更强大的实力,研究队伍就有了结合起来后形成的巨大能量。研究队伍中有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有理论研究工作者,有自然科学工作者,还有海外的学者等,形成了以课题为龙头跨学科、跨行业、跨领域、跨国际的联合优势,从而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研究成果,也产生了重大的国内国际影响。

       在几年的联合过程中,我们以开发大西南战略研究为切入点,举行过多次国内国际学术讨论会,而且每次学术讨论会都有鲜明的主题,吸引了各路媒体的争相采访与报道,特别是各大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使其影响不断扩大。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是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媒体的“长枪短炮”蜂拥而至。在那次会议上,不少学者提出东部中有西部、西部中有东部的观点,形成了东西结合理论,与当时国内较受追捧的梯度理论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1988年,在与九三学社中央联合召开的振兴西南经济研讨会上,我们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区》的建议方案,经过认真讨论和修改后,又请了一些对这方面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在会后做了系统的修改和审定,并由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周培源教授呈报党中央国务院,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主在领导的高度重视。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姚依林同志,对此都有专门的批示。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对此专门发了文件。当时的行文也非常超常规的方式,比如国家计委发文,主送“开发大西南协中心”抄关西南几省计委,这种发文方式,细想起来可能也是从未有过的,以后再也不有会的一种行文与发文方式,这同样又一次说明我们的研究成果进入中央决策层次,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说明了我们的民间组织得到了官方权威机构的认可。之后又由国家科委邓兰同志牵头,课题组部分成员参加,对我们提出的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区的战略作了进一步完善并做了强有力的推进的工作。

       应当说,我们组织西南几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开发大西南战略协作中心,并把联络处设在我院,尔后我们又成功地进行了重大课题的招标,我们就真正实现了大开放、大联合,从此硕果累累,风光无限。我们承担了西南经济情势子课题和发展战略研究后,活力迸发,热情高昂,课题精深成就辉煌。课题组当时动员了数百人次的大规模综合调查,收集了上亿文字的资料并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理论概括,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和广泛关注。同时我们还撰写了177份研究报告,其中关于《西南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是由开发大西南战略协作中心撰写的。并撰写和出版了开发大西南研究丛书,共计十六本约六百万字。这期间协作中心先后召开了六次开发大西南战略研究学术讨论会,而这六次学术讨论会,仅我院提交的关于大西南开发的研究报告和专著就有四十份(本)之多,约824万字。之后我们又与香港二十一世纪学会联合提出以开发大西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课题,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为这一主题开了六次国际学术会议,同样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比如我们认为西南开放重点应面向南亚和东南亚,因为这些地区与我们的文化背景和产业可比性强等优势,而且我们还为西南地区的政府之间经济协作会议起草地了指导性文件,为推进西南地区政府之间的经济协作同样充当了参谋。那时每年一次的西南地区经济协作会都要邀请我们作为贵宾参加,我们的参会代表与西南几省区省长书记共商西南发展大计,从而使我们的学术研究进入了政府层面为政府决策提供决策参考,又一次充当跨省区政府决策高参。

       现在正在实施第二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出了不少西部专家,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西部开发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客观地讲,我们是最早的关注与研究者。这是我们的一份骄傲与光荣。应当说我们在西部大开发理论先行这一点上,做了大量前瞻性的工作,对西部大开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后来,我应香港《华侨日报》之邀,成为了该报大学士论坛栏目的专题撰稿人,同样以大西南的开发开放为主题,连续刊发了52篇短文,被称之为“千字文”。每篇文章一组数据,一个案例,一个观点。这样的短文,十分难写,难的是案例与数据的收集和大量的调查研究,需从多个案例的比较中概括与提炼。难度虽大,但我必须尽心尽责,让海内外读者了解和认识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大西南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现状与前景,特别是了解和认识四川在大开放大发展中的现状与前景。据讲这批短文,在海内外确实产生了不少的影响,之后, 同样就这一主题,于1997年“两会”期间,我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又以西南开放与开发研究为主题连续刊发了10篇文章,在两代会期间代表们看了反响十分强烈。客观的讲我们对西部的开发与开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们尽了自己的一份职责。为中央对西部开发起了一定的作用。


 对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性和现实性思考

 

       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途中发表了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讲话,这番讲话被称作“南巡讲话”而载入了史册。1998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西安发表讲话,发出了开发西部地区的号令,点燃西部大开发之火,此番讲话被称之为“西部开发讲话”而永留青史。
      党中央做出西部大开发的英明决策,这对我们西部人民的一个极大的鼓舞,也是西部大发展的一个难得的机遇。这对我们理论工作者而言,同样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当然也为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但它同样也是社会科学繁荣与发展的一个良好机遇。

       西部大开发当然也是小平同志的伟大贡献。他早就指出,我们有两个大局,一个大局是支持东部沿海先富起来,东部富起来后要支持西部也富起来,这同样是一个大局。现在西部富起来这个发展大局的机遇到了,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一是从历史的责任感出发把握机遇,二是从时代的紧迫感出发珍惜机遇,三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运好机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但我认课题组认为,我们一定要明白,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机遇,所以对如何把握实施西部大开发机遇的重要考虑,就是要在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条件下研究与思考我们的发展思路。这期间我们同样一直关注西部开发的研究与思考 如云南省的一位著名学者杜玉亭同志对市场经济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由效益、利润构成的利益原则,二是择优原则,三是平等竞争原则。它还通过对云南省情的认识做出了立体多元差异的概括。据此杜玉亭同志还提出了一个市场先后律的概念。其内涵是:在市场依据利益与竞争原则进行的资源择优过程中出现的地区之间的差异选择,称之为市场先后律。市场先后律又分为先律区、中律区、后律区。所谓先律区,它是优势资源易于被市场自动配置并产生巨大经济效益者。无资源优势被市场配置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者称之为后律区,而介于二者之间者称之为中律区。这对我们思考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我还认为,应高度重视中律区向两端转化的问题,因为它是连接先律区与后律区的中介。为此我们协作中心对这一重要命题同样作了研究与思考。

       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说法,西部大开发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激烈竞争的态势下进行的。但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什么是经济全球化呢?至今也无统一的定义。比较通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的,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性的增强。也可以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的经济在生产、分配、消费各个领域所发生的一体化趋势。


      但不管怎样定义,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速进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统一的大市场在加速形成。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是,要在世界范围内使各种资源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分配与使用。因此,它要求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加大。其二是跨国直接投资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据联合国经贸组织的发会统计,跨国直接投资已从1995年的3150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约4400亿美,其中130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世界上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就拥有20000亿美元的海外销售额和600万名外国雇员。据联合国《1997年投资报造》提供的数字,世界的4、4亿家跨国公司通过其28万家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已渗透到各国和各地区的各个产业领域和部门。这些跨国公司的产值的2/3以上占有跨国直接投资的70%、世界贸易的2/3以及70%以上的专利,加上其它技术转让,形成了跨国界的从资源配置、生产到流通、消费的多层次和多种形式的交织融合,全球经济正在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分工格局和有机整体。三是股市交易额高、流速加快。自从布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汇率、利率等波动性强,增加了国际资本与商品流动的风险。四是经济与金融风险对应手段有所发展。而且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大受其益。如美国经济能持续长达110个月的增长,就与此有关。由此西方的所谓新经济论也倍受关注;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却是一把双刃剑,使它们在得到某些好处的同时,又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如1997—1998年席卷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灾难。再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剧了全球性的两极分化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有关资料显示,世界最富的20%人口人均收入,与世界最穷的20%的人口的人均收入差距,在1960年为30倍,1998年上升到78倍。因此,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和灾难已成为各国经济学家日益关注的问题之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一态势,一定要从国际经济竞争中,看准机遇与危机。因为西部,始终是我们的大后方。


      还要看到一个重要现象,那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能否一路凯歌。这主要看美国。美国经济有其潜在的严重危机的一面。一是1999年中期,其股市价格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80%,泡沫经济成分显而易见。二是美国现在有近6万亿美元的内外债,其债权与债务相低,净债额达1.5万亿美元。三是美元是国际货币,其总量2/3在境外流通和储备。四是1994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逐年升高。1998年已达2450亿美元。五是消费者掀起了借贷热潮。1998年的个人储蓄几乎跌到只占收入的0、5%,这是自1933年以来的最低点。若净资产与债务相抵,有近20%的家庭没有净资产甚至是负资产。美国的家庭现在的全部债务几乎占了全部可供支配收入的98%。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人借贷炒股 。六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美国人,从2010年开始陆续退休,使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人口红利风光不再。另外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民间退休收入保障制度还没有作好应对的准备,这对美国的经济也将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正是如此不少学者所认为的,美国将有可能发生股市大崩溃,随后将有10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正因如此,我把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思考,时间跨度延伸到了现在。因而,杜玉亭同志当年的市场先后律这样的认识我们依然要参考,经济全球化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要慎思,因为西部大开发,现在仍然处于关键时期。而在这个关键时期,深刻的理论的指导与思考,似乎已听不见了。以上这些理论研究与思考,我们以研究报告形式都向相应的主管部门作过报告,而且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这些研究报告和理论思考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我想现在也不过时。所以我还是作了一些简要的介绍。

 

       胜在理性

 

       话回当年。前面我说过,我们组织西南几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开发大西南战略协作中心,并把联络处设在我院,尔后我们又成功地进行了重大课题的招标,我们就真正实现了大开放、大联合,从此硕果累累,风光无限。但背后的故事,仍然非常酸楚。这种遭遇,我认为在这里,还是应该有所交待,以警示后人。

       本来我们在云南召开的开发大西南第一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按理说,应当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走改革、开放、联合、创新之路的一次巨大成功。从现在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这一高度来看,我们当时所做的工作应当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我们在前方的热闹,就让我们后面的一些人难以平静了。什么起用年轻人就是抛开老同志而突出自己,什么这个新上任的院长有政治野心要做西南王,把手伸到了云南、贵州、广西去了。这些话他们早说过了,觉得没有杀伤力了。他们知道九三学社中央对我们组织西南几省社会科学院走开放、联合之路是认同和支持的,并构建了联合机制。这就是突破口。一些小人之心又提出的理由是;怎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又把手伸到九三中央了呢?这不是政治野心是什么呢?

       围绕这个突破口,有一些小人在我的后方组织了一场所谓的“秋季攻势”。主要力量;一部分当然是院内一些小人,另外还有省委极少数同志听了院内一些小报告专业户不实之词的小报告信以为真。省委个别同志配合有两种情况,一是不明真相,二是也许是由于我们的思路与思维方式与他们不一致。或者说由于们的行为对他们的传统思维的定势提出了挑战,想不通等。

       既然是“秋季攻势”,那就是说“战事已开”,我得“应战”。当然,我又不能组织“反攻”。因为我没有那样的能量,那样做只能自毁。我只能寻求脱险之路,寻求脱险,寻求自保。那脱险自保的战术又如何选择呢?

       我想起了我经历过的另一场攻势。那也是在秋季,但他们没有取“秋季攻势”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

       1985年8 月初,我来院仅数月,但又是在我们响亮地提出“四,三,二,一”的办院思路之后。当时的院党组副书记通知我说要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主题是解决社科院的办院指导思想问题。我听了之后就明白了,所谓解决社科院的办院指导思想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我这个院长提出的办院思路的问题。后来才知道,他们已精心考虑了一个方案,就是要以解决办院指导思想作为切入点,来整治这个新院长办院的新思路。而当时我只是想,他们这样折腾也不高明呀。因为那时提出的办院指思想,实际上就是以见面会的讲话为基础形成的,后来也在党组会上和院长办公会上认可了的。我便对党组副书记讲,我们社科院的办院指导思想没有错,所以我就不参加了。副书记说,此会是上面定的,而且要开三天。我说那你们开吧,我请假。她说那可能不行吧。我们说了这些也就没有再说了,我想此事也不是一个副书记能做主的,也就不再给一个奉命通知我的同志为难了。最后我,此事请你反映一下吧,如果是解决办院指导思想的问题,我是不会参加的,因为我认为办院指导思想没有错。第二天,这位副书记则对我说,昨天我没有说清楚,不是解决社科院的办院指导思想问题,而是进一步端正办院指导思想的问题。我说如果是进一步端正办院指导思想,那我就参加吧。因为任何一个好的思路,都有一个进一步完善的问题,所以我决定参加。但为此我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包括查阅入院以来的院办公会议和党组会议记录,为办院指导思想是经过党组认可的找到充分的证据,因为在此之前我也听了不少传闻,诸如说我摆脱党的领导、重大问题不向党组报告等等。

       预定开民主生活会的那天,即8月3日的上午9时,在会议室,我见到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川同志和几位副部长人到齐后,党组代书记冯举同志宣布了会的宗旨,这样民主生活会就开始了。因为我心里有数,也做了充分准备,会一开始我就开门见山,就办院指导思想问题做了一个发言。在发言中我强调,这个问题,不仅在院长办公会议上达到了共识,而且在党组会议上也是得到了认同的。我还强调,所有的重要举措都经过了党组会或院长办公会认同了的,这些都有“两会”的记录为证。我发言之后,记得有两位党组成员先后发了言,当然是针性非常强,当然是鸡蛋里挑了些骨头。事后我也知道,对每一个党组成员预先都做了安排和动员,也就是说像从前搞运动要批判某个人一样,预先是有周密布置的。文革期间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整人之法我是深恶痛绝的。但总是常常遇到这种事,你想躲开但总是躲不开。

        这样,上午就休会了。大难是否已过,我还不清楚,人们都显得很沉重的样子,其实我还是很平静的,因为我觉得真理在我这边。下午继续开会时,主持人要求全体党组成员要积极发言、勇于发言。目的当然很明确。但我认为他们思维和方法都错了,现在已不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了,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观念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们都要独立思考一些问题了,特别是省委高层领导绝大多数还都是明白人。所以,他们对情况的判断显然是不正确的。这时,许川同志说,我先发个言吧。我记得当时许川同志是拿着一个记事本并按记事本上的记录非常严谨地开始讲话的。他说:“我上午听了同志们的发言特别是听了茂才同志的发言,我回去向省委的主要领导做了汇报和请示,有了省委主要领导的指示,所以我的发言也可以说是代表省委的表态。”他接着讲道:“茂才同志入院时间不长,但是他敢想敢说敢干也敢于负责任。他提出并得到党组认可的办院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关键是党政之间通气不够,希望你们多通气。而且茂才同志在领导科研上有新招,这是人们的共识,也被社会所认同。当然茂才同志刚到院里工作,有些问题的处理虽然是好心,但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你们党组之间需要多沟通,这只是工作方式问题。所以下午的民主生活会我们就不继续参加了。你们党组会是否继续开由你们定,我们就退席了”。

       原计划开三天的民主生活会,有许川同志代表省委的明确表态并率队离开,继续开下去的必要性也就没有了,也就自然结束了。我也算是脱险了。但由此产生的影响却又是深刻的。首先是对我内心的伤害同样很重,同时,对我来说,又是一次重大的警示。我从小生长在抗日根据地,感受到的是阶级和民族的革命情谊,以后又在工农速成中学读书,然后上大学,后来又长期在大学工作,所接触的环境并不复杂,所以进入了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工作,这本身就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可这个过程又恰恰要与改革的破与立连结在一起,要与新旧观念的冲突、斗争连结在一起。时代在阵痛,而我还要时刻提防暗箭的射杀。

        但这次也给我留下了欣慰。

        在经历了企业家俱乐部风波、中央媒体采访事件等不愉快之后,我对省委领导的态度多少有些雾里看花的味道。许川同志听了我的发言,做了清醒的判断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才有可能向省委的主要领导汇报,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判断力,也就是现在人们讲的执政能力。所以,我很欣慰,说明省委的主要领导对我还是信任的,还是认可的,由此增强了我的信心。但同时我也清楚,我这个院长在省委一些领导看来,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省委的一位副书记曾在一次非正式的聊天中就对我说过,省委有的领导认为你是一匹脱缰的野马。正面理解,你是一个有个性的部门领导,而从另一方面理解,你是不很听话的,不好驾驭的。当时我听了其实还是挺高兴。之所以高兴,就是说至少省委领导认为我不是一个平庸的人。因为这句话里也包含了一种肯定,看来省委也一直在重用一个有争议的人。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那我就做一匹脱缰的野马吧。

       同时,这次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理性取胜。

       那么,面对“秋季攻势”的来临,我到底该怎样应对呢?思考再三,决定还是采用理性之策,以不变应万变,冷处理。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谁都清楚,九三学社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专家为主的民主党派。我们与九三学社中央的联合,实际上是要实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互为中介的融合,以发挥科学的整体优势,服务于开发大西南的课题研究。说是把伸手进了九三学社中央,是要捞政治资本,有政治野心,奇谈怪论而已。时间会证明一切,时间会检验一切。说来奇怪,有些事看似凶猛,遍地狼烟,但你不理会它,它自己就会烟消云散。“秋季攻势”没有折腾多久,便鸣金收兵了。

 

        第十二章 

 

        在中央党校

 

       1986年9月1日,我接到去中央党校学习的通知。省委组织部告诉我,这是作为领导干部的一次正常培训。但传闻也随之而起,说省委对我不信任,行调虎离山之计。其实以往我也听说过,不少领导因为犯了错误,为了便于审查,就安排到党校去学习。这时,院里主持工作的党组代书记就对我说,你到中央党校学习后,我们要确定一个代院长来主持工作。并提名由副院长林凌同志做代院长,在我离职学习期间主持院里的日常工作。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我想这也好,这样我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学习了。

       但没有想到的是,省委否决了院里的这一决定。省委主要领导说,院长只是到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院内的重大事情还是要向院长报告,必要时可以直接到北京向院长汇报,所以没有必要设代院长,但可以指定一名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重大事情仍然要报告院长。这番话的意思很明白,虽然是离职学习,但院内的重大事情还是要院长决策。这样,传闻也就破了。

       这样我的担子就更重了。既要完成学习任务,又不能放下院长的职责。但由此又可以看出省委主要领导的信任与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担子重一点也值得。并且,到中央党校学习本身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当时一位领导同志就对我说,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到中央党校学习,最重要的是一个可以和来自全国的领导干部交流的机会。它不仅是信息的交流,也是不同的领导风格、不同的领导艺术的交流。这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

       就在学习间期,大约是当年的11月份,我在北京参加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此时我住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遇见了曾在贵州工学院工作时的同事许采栋教授。文革期间,我们也曾在一起“劳动改造过”,可以说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偶遇时特别高兴。他告诉我已调九三学社中央任常务副主席,我也告诉他已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做院长,而且我还告诉他,我们已联合了西南几省的社科院,正在做开发大西南战略的课题研究。许教授听了后,当时就高兴地问我:“那我们九学社三中央可以与你们合作吗?”我说,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形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合的整体优势,而且可以发挥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优势。他说,还可以与地方政府结合,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优势。我说看来我们之间真有一种难于割舍缘分;十年前我们共患难,十年后我们共谋发展。许教授是一位非常务实的学者,他当天就向周培源主席汇报了我们合作的构想,并得到了周老的重视。当晚由周老请我吃饭,席间交流得非常愉快,也达成了许多共识。我向周老强调了我与许教授在交谈中提到的三个优势,他听了非常赞同,并请我第二天到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就我们合作的构想做一次报告。于是,第二天我就以《发挥三个优势研究开发大西南》为题,在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做了约两个小时的报告。没想到的是这个报告引起了九三学社中央机关的几个部门负责人的高度重视。这样我们的合作就拉开了序幕。其后我又应邀到西南几省的九三学社的省委做报告,主题依然是西南开放与开发研究,得到了西南几省九三学社省委的热情支持。当然这是后话。这样,我们就真正实现了一次跨党派的合作,实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合,实现了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结合起来的攻关。这种合作形式当时在全国来说应当是一个创举。合作的序幕尚未拉开时,我就在北京向西南几省社科院的主要负责人用电话通报了情况,得到他们一致的支持,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形式。这是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的一个意外惊喜。所以,这是朋友的默契,是开放的收获,而不是我在前面所讲述的,别人污蔑的什么有政治野心,把手伸进了九三学社中央。有政治野心之类的大帽子,又是一次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伤害。有时我在想如果不做事守滩子,可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奇谈怪论呢?可是我又想不做事同样会有人议论,那就是当官不做事,其实我一直不认为社科院院长不是官,它只是一个研究工作的组织者或大课题组长。可是无论是大课题,还是小课题都要做事啊。可是你要做事尤其是做有创意的事,就会出现这么多的非议,真让人难解。更难以理解的是做一些有创意的事,总是要与政治野心联系在一起,而且在院内院外的事非传言不少,更让人想不通 。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那就是无限上纲,不实之言,可是现在不少人身上的影响确实不小。

       我的第二个惊喜,是认识了新上任的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同志,也是在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的时候。当时我是在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院长这一组,朱厚泽同志刚好也在这个组。这又是缘分啊,让我有机会接触到这位开明而富有开拓精神思维又极为敏捷的部长。认识他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在会上就如何繁荣社会科学的问题讲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引起了朱部长的关注和重视。我记得当时我讲了六个问题。一是社会科学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和社会科学的体制问题,建议不必在每个省市都建立多学科的社会科学院,而应根据各省市的特点来决定。如有些大城市可成立城市问题研究所,但每一个大区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科学院,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分院。二,设立国家和地方两级社会科学基金,包括奖励基金。三,关于建设一支怎样的科研队伍的问题。四,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合的问题。五,关于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学位点的布局问题。六,建立国家社科委来统一领导全国社会科学界的机构问题。这个发言引起了厚泽部长的关注,也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重视。我发言后不久,厚泽同志就过来约我当晚到他的房间去谈谈。记得大约是在当晚上的七点半左右,我到了厚泽同志的房间。他非常热情地对我说,你今天的发言很好,你整理一下,以个人或联合几个对此有共识的同志写个报告,签名后再给我,我送给耀邦同志,请他批示一下,很可能会给全国的社会科学界带来一个新的局面,带来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的春天。

       从厚泽部长房间里出来,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这不是老百姓常说的通天了吗?一次发言,一种改革的观点,被中宣部部长关注,还要报告给党的总书记。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时代啊。我立即向来京出席这次会议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许川同志做了报告。他同样极其地高兴,并告诉我他也要签名。当时还有省社科联的副主席郑清同志,我院的副院长凌林同志同在这里开会,他们都签了名,然后由我呈送厚泽同志。但我们也是“乐极生悲”,成天抬头期盼来的却是总书记辞职的消息,不是春天而是寒冬,当然,这已是我回到成都的时候了。

       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的收获仍在继续。胡启立同志在中南海召集了六个地方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座谈,我作为西南的代表应邀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进中南海。座谈会在书记处会议室召开。我还记得这个会议室并不是我们先前想象的那样沙发地毯、气派豪华,而是非常简朴,一个长形的木桌,十几个极为普通的沙发座椅。启立同志讲了几句简短的开场话,我们的座谈会就开始了。记得第一个发言的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夏振坤同志,接着是我。记得我着重讲了社会科学的地位与作用。我就社会科学的理论功能问题,提出了七点看法。一是理论指导,二是科学决策,三是政策导向,四是发展调控,五是目标预测,六是方案论证,七是咨询与诊断等综合功能。同时我还强调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力,它是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互为中介化的进程中实现的。如果说一项具体技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话,那么,要实现规模效益仍需要社会科学提供宏观的决策,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项技术转化出的生产力,重要的是形成社会生产力,这里重要的就是社会科学的功能与作用。我还记得当时启立同志非常重视这些观点,不断在点头,并不时的提出一些问题和我们讨论。这次座谈会整整开了一天,中午请我们共进午餐。这也是一次难忘的聚会,也是我和这位党的领导人的一次难得的“零距离”。我还记得启立同志在那次会议稍后的一些重要讲话中,有不少重要观点吸收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倍感欣慰。

       我认为,这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向上的时期,是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最好的时期,是人们的精神状态最好的时期。但改革自古以来就是曲折的,成功的改革也是螺旋式的前行。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潮逐渐形成,保守者与改革者的两股力量的较量由此白热化了。此时的中央党校也自然是最为敏感的一个风口浪尖。由于我当时是党支部书记,成为人们极为关注的学员。因为这届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地厅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还有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我所在的进修二班就有两位军队的高级干部,他们特别活跃,也特别敏感。也有来自地方上极为活跃的领导干部,他们都愿意跟我谈心。

       但阻扰的势力还不小,还很顽强,也还有市场。但是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可以说多数人都觉得,谁要搞极左的那一套一定是没有市场的。

那时,进中央党校的学员,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领导。他们有的是靠某些特殊的背景上去的,也有的是靠特有的权力经营起家的,当然更有的是在改革的时代,靠自身的能力上来的。这些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各自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自然也是不同的。这就是政治。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因为中央党校是没有非党员的,所以一切是以党支部作为一个基层单位从事学习与组织活动的。这就为我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更有机会观察人、了解人、认识人、了解社会、了解政治变革中各种人物的表演及其态度。半年的学习中,我也有机会就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其中我胡里非常关注经典著作中,关于中介的思想的论述,有关中介的思想我认真的研究并做了近八万字的笔记,为我进一步研究与思考中介思想提供了更为坚实理论依据。更为后来的中介论与相以论专著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尤其因为那半年正是思想矛盾极为复杂多变的半年,听了不少名人和领导人的报告,比如有推进民主政治的改革报告,有深化经济体制的报告,当然还有保守势力的报告等,那种改革与保守思想交峰,确实非常尖锐,但主流还是改革的浪潮不可逆转,这些思想观念的交峰,对对我来讲确实受益匪浅。总的感受是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全民攀富的思想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支持改革、推动改革这是一个时代的主题。更是理论工作者的一个历史责任,深入改革,研究改革,推动改革,指导改革,这是新时代为理论工作提出的任务。

                                                                                                                                                                                                                                                                                                                                                                                                                                                                                                                          

 

        职称评定与起用有争议的能人

 

       评价一个学者,是评水平还是评人品,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常争议的一个问题。水平与人品其实是一个学者的双重特征。人品是做人的准则,水平则是做事的能力。水平高的人,可以运用其水平与能力办好事,也可以办坏事。水平是可以用一些硬指标衡量的,比如研究成果、社会实践的检验评价等等。但人品则难以用硬指标测量了,而且对人品的认定在不同观点的指导下,又有不同的答案。比如我们提到过的有争议的能人,他们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超前意识,具有判逆性,极具挑战性,喜欢追求超前跨越式发展,但身上也有一些毛病,那些传统观念重的人,就可以认为这种人的人品不好。而对这种所谓有争议的能人,我们用不用,重视不重视,怎样用,怎样重视,这个问题恰恰又摆在了我们就要开展的职称评定工作面前。

       按规定,职称评定工作应当在1986年冬天展开,全体科研人员也在热切地关注着这个问题。本来在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之前,党组就做过多次的研究,就其评定的原则更是做了详细的讨论,而且我院高评委的确定,我们又大胆地采用了全院科研人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方式。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体现民主、公正,充分体现民主、公正也是为了更好地更充分地调动科研人员的极积性和创造性。这一举动在当时也一次创举,同样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这也是有风险的,因为按传统做法,由党组研究决定就行了,改变成规,就意味着麻烦与风险。但不这样做,是不符合“不破不立”这个改革进行曲的节奏的。虽然破与立有时是带血腥味的。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院里并没有继续开展此项工作,他们说这是大事,一定要等院长回来再进行,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此项工作积累的矛盾太多,也太尖锐。我回来后,自然要将重担挑起来。当时我被任命为省高评委主任和省哲学、社会科学序列职改领导小组组长,所以,我做了全面而认真的思考,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人才的彰显问题。人才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和待遇,所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永远就是一句空话,改革与发展也永远就是一句空话。这不仅关系我们社科院,也关系到全省的哲学与社科界。而要解决好全省的哲学与社科界人才的彰显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好我们社科院的这个问题。同时,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对可能遇到的阻力与风险,我做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对其复杂程度做了充分的估计与分析;也认识到,在评审过程中如何审时度势,如何把握政策,不仅是一个难题,也有一个领导艺术的问题。

       平时,关于职称评定,我在院里听到最多的反映,是说在早前的职称评定时,由于院领导没有即时做好此项工作,就遇上了整顿而暂停,使大多数应当评定的科研人员错失良机,包括现在著名的经济学家林凌同志,当时人们称之为林教授,其实也只是四川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不是真正按程序评定的教授。当时只有从大学调来的几个人是研究员,其他多数都是未经评定的科研人员,所以职称问题,就自然地成为了大家极为关注的一个热点正因如此,人们对高评委就有非常的期待。这时我想,如继续按传统思维由党组决定,就难于产生一个民主宽松的环境,没有民主宽松的环境,就不可能让人才得以彰显,人才不能彰显,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繁荣。同时,没有理性指导的民主,又是无序的民主。我曾在全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的讲演会上讲过,科学与民主的整合是“五四”以来人们追求的一个目标,社会科学的繁荣,离不开科学与民主的整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高评委的产生一定要体现民主的精神,所以我们大胆地进行了民主选举的尝试,并按规定的程序由党组审定后报上级批准执行。高评委产生在民主与集中的基础上,就更具有权威性,起用有争议的能人这个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

       回院主持职称评定后,我很庆幸当初坚持这么做。因为随后国家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到了1987年春天,总书记辞职了,人们心头出现了乌云,业已形成的民主而宽松的环境—尤其早在1984年胡启立同志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的致辞中提出的“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给知识分子创造的极为宽松的社会环境—由此而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于把“三宽”政策作为自由化批判。就在那年的春天,思想活跃转入了沉闷期。当然,在这样的背景下,风险依然很大,但就我的信念而言,我别无选择。

       按高校的职称评定程序,是由初—中—高的三级评定程序,当然我们也不能例外,这是规定。然而如果完全按此程序,那么我们的不少老同志本来就没有职称,就是说还要先定初级,三年以后评中级,再过三年之后才评高级。但是我们的实际情况是,不少老同志他们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影响,而且是社会认同的专家,要按那样的程序评定,那他们就太冤了,并且,职称又与工资和提拔重用等直按相关。所以我们采取了对这类同志根据其研究水平确定相应的职称来处理。这就是人们常讲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处理。根据实际水平评定相应的职称,这无论在全国社科界还是高校都没有先例,只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但这样做,我们又必须面对阻力和风险,尤其是来至高校的阻力更大。因为我们在主持全省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职称评定工作,高评委中,不少有影响的专家来至高校,所以我们难度大、风险大。但不这样做就要影响那些有实际研究能力并具有丰富经验的同志们的切身利益和极积性。所以虽然难度大风险大,我们还是坚持了知难而进,知险而进。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

       这样做,也为起用有争议的能人打下了基础。

       前面我已介绍过,人们说社科院的研究人员是由三路大军组成。一是没有经过正规学历教育的土八路,但他们有能力。二是受过正规学历教育的正规军,多数是大学本科毕业,也有的是研究生毕业。三是经自然科学学历教育后转向社会科学研究的所谓的杂牌军。我说的要起用年轻人中,这三部分都有。唯学历论的观点认为,所谓的土八路就不应评定相应的职称,可是这部分同志,他们在应用研究上确有其独特的优势,而作为社会科学院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为改革与发展当好参谋,这些同志长期在改革与发展的一线工作,真正有发言权的正是他们。当时经济学科领域内的“四小龙”,就是因为他们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极有影响,才有这样的称呼。他们是王史华、唐泽江、黄荣武、郭元稀。但是他们中的前三个都没有大学学历,后一个也是文革中的所谓工农兵大学生,这在高校中,上课的资格都不会给的,评讲师更不可能,但他们确实是极有影响的几位年轻人,是高研的水平,如果不给予相应的职称,那他们冤不冤呢?所以,在这里,争议最大,阻力最大,交锋最激烈。

       平时,在起用有争议的能人的这个问题上,本身就有强烈的斗争。

       一是如何认定有争议的能人,争议在什么问题上。二是如何统一认识。因为我们任用干部是要经党组集体讨论的,要对有争议的能人起有用党委一班人必须要统一认识,否则通不过同样难以任用。而一般容易通过的往往是那些唯上的听话的人。我说的有争议的能人,他们一般不唯上,并常常面对面对上司提出不同的意见,提出尖锐的批评。因为他们无私,所以他们无畏,所以一上党组会就难以通过。三是从有争议的能人来看,他们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超常的意识超常的观点,富有对传统的东西挑战的勇气,正因如此,那些眼光短小的人,那些胸怀狭窄的人,那些思想境界不高的人,他们当然不能包容。这样起用有争议的能人,就难上加难了。但无论有多难,我们还是陆续起用了一些这类能人,比如前面提到的课题中标的唐泽江同志,就是经济类的年轻学者中最有争议的能人,但他们被起用之后,确实对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有这样的基础,就有利于我们做工作,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尤其是我们来自院外的高评委中高校的专家,他们对学历、经历、所学专业看得极重,他们提出了不能降低标准的问题。我说的破格起用年轻人,当然不是降低标准的起用,而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起用,这是不能动摇的一个硬指标。在这个硬指标的前提下考虑起用有争议的能力,要让确实有能力的年轻人拥有相应的职称,积极地走向社会,走向科研第一线,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保证不降低标准,但标准如何看待,又是焦点问题。我们坚持认为,学历和所学专业,当然与能力水平有关,但也不完全有关,有高学历低能力的,也有低学历高能力的,这样的人常有;资历与能力当然有关,但也不完全如此,有资历丰富者,但不善于从丰富的阅历中提升到理论的高度,甚至于成为平庸的经验主议者,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批评的教条主义者。我们这些观点,要让院内院外传统观念极重的高评委接受经历了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加上还有老同志职称问题成功解决的基础,令我高兴的是,我们最终仍然按既定的起用有争议能人的方针,完成了任务。这就使我们的职称评定工作显得十分完美。这也是我们院发展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最为辉煌的一页。

       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小型国有企业改革试点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小平同志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史称“南巡讲话”。

       “南巡讲话”让1992年的春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册中最有声色的一页。如响亮的春雷滚过沉闷的中国大地。

        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到底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重要转折。我很震动、振奋。为此,我撰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思想大解放与生产力大发展》。而且也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发言,成为了一次颇有影响的发言。随后,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影响下,我们见证了全国经济由九十年代初的低谷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全国GDP高达14%以上,理论工作也开始进入一个活跃的时期。我们社科院走出低谷的外部环境好起来了。我们曾经主动积极的内在努力,将产生更加显著的效果。尤其是我们不久前承担的中宣部布置的国情调研课题的成果,成为了良好的基础。当时最有影响的是我们对攀钢公司调研后产生的调查报告:《攀钢——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

       恰巧这个时候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尽管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已近两年时间,但四川的一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还是 “叶利钦式”的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争论仍然难分难解。其中,省委在宜宾县进行的封闭式的国企改革试点尤其引人关注,有的说那是资本主义私有化,也有的说它是以产权作为突破口进行的一项重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举措,争论日益激化,所以,理论的厘清与思想认识的统一就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1993年的春天常务副省长蒲海清同志跟我讲:“宜宾县是我们抓的一个封闭式改革的试点,但争议极大,主要是围绕产权制度改革引起的,请你带几个有影响的专家去看看,出点主意,把把脉。”“出点主意把把脉”,这是省领导在改革与发展中遇到关键问题时,对社会科学院的理论工作者交付的一项关键任务,是一份信任与嘱托。此时此刻,我还真有些激动,甚至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但我也明白,“出点主意把把脉”,听起来轻轻松松,其实是一个难题。难就难在一项重大的改革举措正在发生“姓资”还是“姓社”的重大争议,关乎路线斗争,把脉不易,出主意则更难,那是有政治风险的啊。但正因如此,我同时也认为这又正是关系到我们社科院能否走出低谷的一次难得的机遇,所以我深刻地意识到它的标志性、里程碑意义所在,勇气就足了,不就是一场攻坚战吗?于是我就带了院内的几个很有影响的专家过去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先到了宜宾市委,向市委的领导作了汇报后,本来市委已安排我们住市委条件好一些的地方,但我们没有同意,当晚就到了宜宾县住在县委招待所里。条件虽然差一些,但这样贴近基层好一些。据人介绍,市里的领导与县上实施改革的领导本身也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在产权问题上出现的 “姓资”还是 “姓社”的不同认识。我们了解到,其实当时还仅仅是将一个国企的产权经过国资部门鉴定后以股权的形式买给职工,并不进入市场;而这样的一步企改已给整个企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出现了全县中小企业扭亏为盈的可喜局面。但由此引发的争议却日益激烈,改革没有得到定论性的认可。

       情况了解后,我的认识倒是清晰的。我们觉得宜宾县的这一小步改革倒是一个重大的实质性突破,它的标杆意义不可低估。为此,我在全县区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革攻坚战必须坚持三个共同体》的报告。我讲的三个共同体,一是意志共同体,二是利益同共体,三是风险共担的共同体。三个共同体关键是意志共同体,也就是认识尤其是领导班子的认识非常重要,没有认同感那是难以推进的,其次是是利益共同体和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后来在《四川日报》上也先后发表了文章,对我的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介绍,有了更大的宣传的力度,也在促进社会对这项重大改革举措的认识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我与我们院里的几个专家,在宜宾作了为期九天的实地调研,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听了企业的意见和领导班子的意见,然后,对这里的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了它典范性的意义。我们认为,宜宾的改革其典范性的意义在于,如果说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的话,那么,宜宾的改革它应当是拉开了中国县域经济改革的序幕,而且它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同样创立了一个新的模式,它对于突破产权制度改革这个最后的堡垒,也应当说打开了一条重要的防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产权既然可以在职工内部流动,那么时机成熟后当然也可以进入市场。这个堡垒一经突破,它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就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所以由此引起激烈的争论也是正常的,对每一步改革的认识必然有一个过程。当然,我们的观点如此鲜明,产生的冲击波也是巨大的,依然是围绕产权问题展开的,依然是“姓资”还是 “姓社”的交锋。据此,我们撰写了一个长达近一万字的报告。在报告中,我们根据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对一些敏感的问题首先作出了回答。其实争论的实质,也就是产权可否流动的问题,还有就是产权形态可否转化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在报告中都作了针对性、说理性很强的阐述。因为这里摆着最有说服力的事实,就是通过改革已把一个大面积亏损的县域经济搞活了,经济效益明显地上来了。有了有不争的事实,也就有了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根基。理论来源于实践,而又高于实践,这就是理论的泉源。

       当然,改革是螺旋式行进的,认识的统一也必然是螺旋式的。宜宾改革试点的激烈争论,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一篇洋洋洒洒而有理有据的调研报告而戛然停止。争论仍在继续,交锋仍在继续。我们说由静态的国有资产转化为动态的国有资产,由实物形态的国有资产转化为货币形态的国有资产,并通过市场这一个重要中介就实现了增殖、增效。他们说这就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而且在省级机关里,也很快就吹出了一股风,说社会科学院刘茂才在宜宾支持的改革,是“叶利钦式”的改革,至少是半个“叶利钦式”的改革,这股冷风起吹起大,这就又一次把我推向了风口浪尖上承担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我们的报告也为此而送到了北京据说是国务院主要领导要看。据说送报告的原因是由于《光明日报》的一位记者为此写了一个内参,标题是《宜宾县摘掉了国有企业的帽子》。其实原来的国有企业在改制之后,成为了一种多元化的中小企业,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国企的性质,当然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了,但并不是一个县的国有企业都摘掉了帽子。所以,只是内参的标题太具有刺激性了,据说是朱总理在内参上打了三个大问号,由此产生了极大的悬念,因此省委的支特也发生了一些动摇。常务副省长蒲海清同志也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此事咋办?我告诉他我们做的没有错,我们有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作后盾,有改革成果作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在理论上也是站得住脚的。但从策略上考虑,原定的当年上半年召开现场会可以往后推一下,但不要忙于做结论,看看现说。

       尽管如此地理直气壮,许多同志还是为我们捏了一把汗。但我们始终是坦然的,而且要有胆识和勇气,更重要的是要有抗险的能力。其实争论与分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然怎会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呢?只要看得清大势,把握得准原则,作为理论工作者,作为改革的参谋,剩下的就只有坚定、坚持,等待时间的考验。果不其然,据说是朱总理派了一个强有力的调查组赴宜宾作了为期一周的调研,所做出的结论与我们的结论大体相符,后来被认为是中小企业改革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宜宾也由此成就了全国关注的一种成功的改革模式——宜宾模式,也由此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全面改革。我们写的那个报告凡来考查的全国县领导和中小企业负责人人守一册,据讲当时有全国四百多个县来考查学习,宜宾改革模式自然在全国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而且省委推后了半年在宜宾县召开了推广宜宾改革试点经验的现场会。在会上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讲到省社会科学院为改革不仅出理论而且出政策出方案,他们确实是我们改革的好参谋,好助手。这样不仅宜宾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大的提高了,而且社会科学院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大的提高了,我们不仅走出了低谷,而且可以说社会科学院的地位空前的提高了。

        有作为才有地位,有成果才有权威,由此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风光再现,算是昂首走出了低谷。

 

       省委书记与我们共商国企业改革

 

       走出了低谷,我们感觉到天地依然精彩。由此我深刻地认识到,要有作为首先要有能有作为的人,而且这种有作为的人还必须是一个群体而不是单枪匹马的个体;出成果要紧的是要有一批理论上有硬功夫的硬汉子,才有可能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也只有拿出了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才可能作到有地位、有权威。所以,有作为与有地位有权威,它应当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没有作为当然就没有地位,同样没有地位,也就难以有所作为,地位和作为,又是有权威的基础。有权威的单位或个人,自然受到人们的重视的机会就更多,自然就更容易有所作为。我们进入低谷后,自然就没有了地位,更没有了权威。在这种特殊背景和特殊状态下,我们只能选择通过有作为的过程来走出低谷,完成一个由有作为到有地位有权威的过程,实现振兴的目标。当然这个过程,一定是一个胆识的较量智慧的较量的过程,一个坚持坚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依然要感谢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我们有了风云变幻的时代,我们才有机会,才有舞台。同时,我们依然要感谢我省的一些有远见卓识有包容情怀的领导,给了我们力量,给了我们信心。当然,就我本人而言,我依然要感谢我的同事们,我们患难与共、同心同德,再次赢得了掌声,拥有地位和权威。从此,我们又听见了省委主要领导那种熟悉的赞叹:社科院给我们出理论、出政策、出方案,他们是我们改革与发展的高参和我们工作的得力助手。因而,我们作高参当助手的机会就更多了。

       走出低谷后不久,时任省委书记的谢世杰同志找到我说:“你们在宜宾改革的成功试点中立了功,现在国企改革工作正全面铺开,我要请你们继续参与,希望你们再立新功啊。”他说,“我想组织几个包括你在内的专家参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试点工作,共同来推进这一重大的改革举措,你看怎样?”听了谢书记的这番话,我首先感到是一种欣慰。所以我非常高兴地对谢书记说:“我们社科院能有机会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到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试点工作中,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省委书记重视理论对改革的指导作用,还把专家学者请到了改革的前沿阵地,实属难得,更是我们科研人员积极参与改革的重大机遇。而且,此次不同于以往的是,将由我们根据领导的批示独立下去调研、认定或由我们把认为重要的改革举措形成建议提交省委。第一批试点企业,是谢书记同大家一起选择商定的,共二十二个重点国营企业,在全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次调研的专家队伍,主要有西南财大和我们社科院共选择的十个同志。对首批二十二个重点国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我们是在共同调研的基础上分别由省经委和省委办公厅的负责同志联手在调研的基础上制定改革方案,后来又对口派联络员与企业进行指导、交流。而这些具体工作,很多的都有谢世杰同志的亲临,他多半是为了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重点调研的企业中有内江柴油机厂,后来帮助他们制定了股份制改革方案并编制了上市方案,至今这个企业的主要领导还与我们保持着联系。

       省委书记亲自主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而且这个改革试点是由领导与专家共商大计、共赴前沿完成的,这在全国来讲也很少见。这对于推动改革与发展在方法上又是一个创举。而且这次试点对全省国企的改革与发展,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是一种成功的积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性意义。而对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说,更是通过一个具体参与、具体工作与思考的过程,丰富和升化了自己。也让社科院改革高参的角色有更多更充分的表现,因而,我们倍受鼓舞。

 

 

       第十三章    

 

       所谓“59现象”

 

       我国的干部使用一般以60岁为限(主要是副省级和厅局级),有不少干部就在59岁这个临界点上利用职权大搞腐败,有的大敛钱财,有的安排人事,也有人因此天亮翻船,人们把这种现象综合性地称之为“59现象”。

       不经意之间,我也来到了这个临界点上。当然,在我这儿,不会有大敛钱财、安排人事等污七八糟的东西;一是社科院本身就是清水衙门,二则本人也没有这些嗜好。

       但这毕竟是一个事儿,不得不去考虑。包括自己要想一想这个事儿,别人也要想一想这个事儿。自己当然有一种快要缷磨“应该歇歇啦”的感觉。

       但退下来后,真的能闲云野鹤或市井棋牌度余生吗?我想,就我的性情而言,是绝不可能的。无官一身轻,自由的空间大了,自己能支配自己了,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恐怕才是我真正的余生,有意义的余生。那么,做点什么呢?我最早考虑的是做点文化教育方面的事,而且是自己能做主的事,还要做成一番事业来。所以,我又设计了一个更大的空间,这就是创建东西方文明研究中心。对此,我花了些心思。不仅考虑了国内背景,还考虑了国际的背景,在大的背景条件下,我觉得选择东西方文明研究,它不仅有极强的针对性,而且还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多年来我就注意到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西方的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一方面带来了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和现代文明,中国人和中国家庭的国际化进程在加快。面对这一现实,当然也就有一个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抗衡与融合的问题。在这样的态势下,我们既不能作一个殖民文化的国家,也不能作一个关门排外的民族,正确的态度是在东西方文明互补互融的过程中,构建国民新的文化观,核心目标是重铸东方文明的辉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才是一番真正的大事业,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努力。就是后来我延任了,我也没有放弃,做了全国政协委员以后,我又作了一番努力。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上,我以《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重铸东方文明辉煌》为题作了书面发言, 为此人民日报曾对此作过专题采访,为此正式提出筹建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的建议,而且建议要在2001年这个“世界不同文明对话年”中,发表一个叫做东方文明的宣言。当时提出这个建议的背景有两个一是我前面所讲的,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对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大国来说,该如何对待西方经济与文化的渗透,这是一个极为现实而又尖锐的问题。显而易见,我们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较量明显处于劣势,政治上又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唯有在文化上,我们有五千多年的煌煌文明史,它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国家抗衡,是绝对优势。由此我才想到这个主题,想在这个问题上发挥出我们的绝对优势。二是联合国正好发起并确定2001年为“世界不同文明国家对话年”。这也算是审时度势吧。但几年努力下来,并没有明显的进展,主要的是因为这个课题太大了。正如汪道涵同志说,此事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重大问题,所以做成功的难度当然也就很大。

       虽然因为课题太大,我就显得力不从心,以我个人之力难于成功,但我毕竟作了这样的思考和努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说的“59现象”,不同的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想弄点钱作退下来后的享受之用,有的趁此安插人事,在官场留下余威,得些红利。有的则是想再给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自己也过的愉快充实。我算是后者,和别人想的是不一样的。而说到别人想的不一样这个问题,我也没想到,另一种别人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想得那么可笑。

       按一般的规定,院长已经到站了,自然要从现有的副职中按序提升。所以有的副职在这个时候表现得非常活跃,其中的两个平时还不见得很团结,但这个时候他们居然达成了一种默契。据说他们已暗中约定好了,一个接院长的班,一个当书记。还据说其中一位副院长找算命先生掐算过,说他当不了书记,做院长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他就等着院长的位置,另一个接书记的班。

       当然,这也就是黄粱梦一场罢了。我五十九岁那年,在我离任和由谁接任的这个问题上,没有显示出任何的信息来,六十岁那年,该交班了,还是没有,直到1995年的冬天,才有些迹象,并且激起了一阵风波。据说此次风波,是因省委分管领导推荐的曾在宜宾作过专员后调回省经济委员会作副主任的一个同志要来接任的这个消息引起的。此人是我极为熟悉的一个同志,来接任院长当然也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还我不知道此消息是不是可靠。然而,院内那些善于跟风的人,善于投机的人却按捺不住了。他们表现得十分露骨,而且非常过分。有人公开说新院长是他大学的同学,言意之下他今后自然就是可以吆三喝四的人了。同时,还专门找到了我身边工作的同志,说,你们马上面临跟谁的问题了,过去你们跟老院长,现在跟谁走呢?其潜台词就是以后跟不跟我呢?更有甚者,有人通知我说,新院长要到了,要我作好准备腾出办公室。我说我还没有接到省委的通知,等接到通知再说吧。

       说实话,我一生阅人无数,过的沟坎也很多,但像这样世态炎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滋味,还是头一次尝到啊。那段时间,内心之中,真是五味杂陈。

       然而,这同样是一枕黄粱罢了。不久,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找我谈话。他说,经省委常委研究,大家一致认为:第一,你为我省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省委的共识;第二,省委决定院长由你继续担任,时间三到五年,继任院长人选由你培养选拔,什么时候培养选拔好了,什么时间交班;第三,省委考虑到你的贡献与作用,将推荐你参选全国政协委员,这种安排不是一般意义上照顾性的,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你的作用,给你提供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省委仍然对你寄予着极大的希望;第四,就是你不当院长了,省委还要对你做出安排,让你更好地发挥余热。

       这让我非常意外。从上任到延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让我拥有了人生的两次任职意外。有人说,在中国政界,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

       此时,我对所谓的“59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它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正因为它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它是制度所引发的一种奇特现象,而这种奇特现象的核心问题是人,它给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带来了较大的损失和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应当研究它为什么发生及其发生的规律,并从制度上考虑根本解决或防范的良策。

 

         “三讲”见人心

 

       所谓“三讲”运动,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是江泽民同志针对国家干部队伍出现的一些不良情况而亲自发起的一场学习教育运动。

        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国都要这样做。”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讲学习,主要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首先是学理论。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这次为期3年的教育活动,发扬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采取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式,使全党同志,尤其使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党风教育。

       但在地方上,不同领域,不同单位,效果又是不一样的。社会上对此有不少的顺口流。如有的说所谓“三讲”,一是要讲自己不是人,二是讲自己怎样不是人,三是再讲怎样做人。这是“三讲”期间的说法。而“三讲”之后,又变成另一种说法,这就是:一是谁讲我不是人,二是为什么讲我不是人,三是我讲我就是堂堂正正的人。言意之下,为了“三讲”过关,可以把自己说得不是人,可是“三讲”之后就变了堂堂正正的人,这是社会上民间对“三讲”的评述。也正因如此,一般认为“三讲”是走了过场,后来就查出了不少的“三讲”标兵有严重的经济犯罪问题。

       但在我们社科院,一开始就没有走过场的想法。我们作了认真的有礼有节的布置,按计划分段推进。第一个阶段是学习,学习中央和省委的文件和指示精神。第二个阶段是自我剖析,主要的任务是自我检查。第三个阶段是听取群众意见。预先做好了意见箱,在全院范围内动员和发动群众提意见。

       同时,我个人认为,通过“三讲”作一些反思,人人都是有好处的,对今后的工作更有好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三讲”,我对此便极为认真。借助“三讲”,我也着重思考了一些问题。第一,治学与治院的关系。作为一个科研单位的领头人,当然要在做学问上下点功夫,要在学术上拿出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东西来,有独到的见解,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正因如此,就要在治学上下大功夫,花大力气,作出榜样,以此来推动治院工作。在治院方面,不一定轰轰烈烈,但总要有所作为,有所建树,才有可能做一个基本称职的院长。第二,党与政的关系。这也是多年来我遇到的一个最具体的问题,这种关系的处理看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很难,难就难在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的现实问题。虽然有党政议事规则,但实际运作是极难的。而在个问题上,科研单位与地方政府又有它不同的特点,政治领导与学术领导各有不同,学术骨干与政治骨干之间是既有一致又有不一致的地方,政治纪律与学术规范之间同样既有一致又有不一致的地方,在这种极为复杂的关系中,要处理好党政关系,确实也是一个极难的问题之一。加之书记与院长之间还有个性、作风、工作方式与领导方式上的差异等,这就更加大了党政关系的处理之难度。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我认为关键是要解决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干部政策、干部制度的改革问题。第三,院内与院外的关系。这也是我多年来遇到的一个难以处理但又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一方面,社会科学本身是一个覆盖面极大的科学领域,无论是从研究领域,还是从工作领域,都有一个必须面向社会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单位,又必然关系到院内院外的若干问题要妥善处理的实际。这样的实际也是中国的体制所带来的问题,把本来是社会问题都交给单位来处理,所以对内对外都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作一个单位的领导人,难就难在既要给科研人员找课题,找经费,又要花费许多的时间与精力给内部职工解决若干实际的问题,如住房问题,医疗费用问题等等。而社科院又是一个无任何职权的学术机构,所以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靠的是领头人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公关能力,靠的是社会科学院的整体影响力,其中,主要是科研成果对社会的影响力。但科研成果的影响力,又考验的是组织者的组织能力。所以,这是一个极其繁杂的关系问题,怎样处理得好,这其实又是一个体制方面的问题,比如科研制度、住房政策、社会保障等体制上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就会使一个科研机构更纯粹一些,可能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就会更大一些。第四,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我所思考的继承问题,不只是说对以前,包括前任领导开创的事业的继承,取得的成果的继承,更重要的是一个继往开来的问题。这就是要不断地回顾与反思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发展变化着的形势,是否符合党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小平同志对科学研究机构要出人才与出成果的指示精神。回顾与反思的目的,不仅有一个继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再接再厉再创辉煌的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创新的时代,不创新也就不能前进,也就必然会落后,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从五十九岁临界到延任的几年来,我其实都有一种守业的思想在主导自己,都有一种平安着陆的想法在惰化自己,所以对事业上的创新问题,考虑的确实少了些。不创新只守业是守不好的,所以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人、一个单位乃至大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问题。第五,今天与明天的关系。这个关系的思考,主要侧重于人事与人才的方面,其核心仍然关乎事业与发展的问题。当时全省正在努力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是令人极为兴奋的事,可是对我而言,更多想的是过渡的问题。主动与省委和省委领导的请示汇报极少,我还有一个原则是,无论是省委还是省政府召开的会议,只要不是点名要我参加的,我一般都不去,目的是让新的领导同志多去参加,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机会与各级领导接触,需要更多的机会同社会各界联系。这个时候,我是即将过去的今天,而他们则是快要到来的明天。由此,我又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一件事。我们院内有一个青年科研人员,他有一种极强的攻关能力,并因他是一个学心理学的青年,所以他很注重人们的心理需求。就是当年正是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的时候,选择了当时在贵州省作省委书记的朱厚泽同志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作为一个新上任的部长,当然最关心的是宣传工作的规律性问题。而我们这位年轻人,就及时抓住了这位新上任部长的心理需求,于是设计了一个宣传学的研究纲要,并直接与厚泽同志进行了联系。厚泽同志觉得,这位年轻人设计和思考的问题,正是自己想要解决而又没有找到具体方法解决的问题,所以朱部长就找他面谈这个问题,并得到了部长的支持与肯定,而且就此给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川同志打电话,要求省委宣传部重视这位年轻人的意见。这当然是件好事,可院里的同志都不知此事,所以我们有的院领导就认为此事预先没有汇报,因而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不但不准备鼓励,反而提出要对这个年轻人进行批评教育。但我则认为不能这么做,还是要给予鼓励,于是就在领导层中出现了分歧,但是因为我的一再坚持,此事也就过了,而且把宣传学的研究作为了省上的重点课题,当然也是院里的重点课题。接下来,课题组的牵头人的选择,又成了不少领导关注的问题。因为此课题是中央宣传部部长所重视的,当然也就被官员们所看重。对此我当然也很重视,所以当时的课题设计者,就是那位年轻人,非常希望我来作课题组的组长。但我没有答应。因为别人极为看重此事,那就让别人去作吧,但实际的工作,只能是由设计者承担。为了便于工作,我要他担任副组长,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当时有的领导说,根据此人平时的表现,不能作副组长。对此,我觉丝毫没有让步。此事已经过了十多年了,当年的那位年轻人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有要紧的事找我,我当然没有拒绝。原来他听说我快要下台了,要跟我谈心,而主题就是当年的那件事,他觉得这件事对他一生的影响是极大的。他说,当时对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要他承担这样大的课题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且也是他成长的一个关键,由此他要请我吃饭。我说饭就算了,那只是我应当做而又能够做的事,本应如此。但就此事,我又想到了,当时我们的今天,不就成就了青年人的明天吗?

       每当党号召的学习教育运动来临,作为党员,作为干部,我都会借此进行自省与思考,“三讲”也不例外,况且我又处于延任期,离任在即,想得就更多一些、更深一些。但我注意到,在“三讲”过程中,真正讲真话的人并不多,更多的是以检查为名,行表功之实,这也许是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的一个通病。而更有甚者,是借此机会整人,报复人。很荣幸,我毫不例外地又遇上了风雨交加的日子,又一次让我走到了风口浪尖上。

       据说在“三讲”集中学习之前,我们党委的负责人就向院纪委作了布置,要查企业管理培训中心的账目,而且重点是查院领导有没有不应得的而得了、不应拿的而拿了的问题。对此我非常明白其中的奥妙,那就是查点问题“三讲”才不算走过场,更深的意图自然是我当然明白是针对我这个将要下课的院长,同时也就搭上原班子的几位老同志。清者自清,我当然十分坦然,只是叹人心之莫测。

        在我们去温江集中进行“三讲”第一阶段的学习期间,党委负责人就抓紧安排了查账的事情。但企管中心的账目是清楚的。不过,也在鸡蛋里面挑出了骨头,就是我们在职的三位领导每年在企管中心每年给院领导送几百元的红包领,我本人八年共计3700元。他们说,当然也是问题,同时向省纪委作过多次汇报,但巡视组的负责人认为,此事不能算作问题,省委政府其实过年过节送点红包不应当是问题。然而,院主要领导则抓住不放,纪检部门继续大作文章,当时党委定的原则是原来我几次出国经费,都是由洋人提供的,但来回机票由单位报,而我本人考虑到院内经费困难都没有报过自己出了,所以党委定的原则该报则报,该退则退,红包共3700元我退了,但出国经费财务上说过期了不报,也就没有报。并为此事要作检查。由此对我的伤害刻骨铭心。

 

        将要告别官场

 

       1999年是我们建院二十周年,也是我这个延任的院长该作一个小结的时候了。怎样作小结呢?一是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了《刘茂才文集》的八卷本。这主要是用二十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告诉那些关心他的人,这个当年的外行,是怎样走上内行之路的,以表寸心。二是组织二十周年院庆。它是展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十来来的发展历程的。为此,我们组织了包括退下来的老同志在内的班子,编写了书籍《探索者的足迹》上下两集。三是在《光明日报》上做了两个整版的专题报道,包括了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为社科院二十年周年撰写的文章、光明日报社评论员文章等,向社会全面展示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十年的辉煌历程。

       二十周年院庆的庆典,是1999年6月3日在院图书馆讲演厅举行的,有省委书记、省长、省大主任、政协主席等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和相关部委厅局的领导莅临,办成了一次高规格的院庆大典。同时还举办了二十年科研成果展览,展览中有由《光明日报》刊发的四个整版报道的影印展版,其中有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对的我院的评价。谢世杰同志在文章中说:“四川省社会科院是省委的好参谋,好肋手。”省委书记在中央媒体上为地方社会科学院写文章,这在全国来讲也是首屈一指的。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对我说:“你们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真气魄,我们是达不到的,其它地方社会科学院更加达不到。”《经理日报》也作了八个整版的报道,宣传社科院二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做出这样的安排,当时我还是用了心的,之所心以用心,就是考虑到要交班了,提前对任职期间作一个交待。

       当时我还算身在官场,但是心的一半已在场下了。但我又反复在追问自己:我做的是官吗?现在官场有个约定俗成的称呼:老大。一般是一些基层行政单位的下级对其一把手的尊称。我目睹过一些“老大”不可一世的风采,也就是现在的网络热词:牛比或牛摆,那才是“官范”的真实写照。因为他们的话牛,半句都顶用;他们的笔头子牛,写上“同意”二字,不是某人的升迁,就是一笔不菲的人民币流入了谁或谁的腰包,或者其他见不得人的交易已冠冕堂皇地完成了。

       当然,像这样的“老大”,我一生都没有做过。1983年地质部安排我带考查组代表地质部政治部作省局领导的考查后,传说要回地质部政治部任职。倘若果真如此,我后来也可能做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官,但我相信自己也成不了“老大”,因为在我的那个红色家庭里,天生缺少的就是那种“钙质”。我还记得,1978年中央组织部跟我谈话,要我到中央书记处科技组工作,我的老父亲就不同意,他说,你是一个做事的人,你不会做官,你还是不去为好。恐怕这就是“基因”的表现吧。

       我前面说过,我在不算长的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三次战略性的转型。一次是由自然科学转型到社会科学,由地质学家转型走向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第二次是由高等教育战线的领导岗位走向了社会科学战线的领导岗位;第三次是由理论工作者转型走向文学创作领域。第三次转型当然是后话,落脚点是在离任之后。第二次转型,我说到了“领导岗位”,一个是副校长,一个是社科院院长,而且在社科院院长的位置上一待便是十六年,担负治院与治学的双重任务,

       充其量就是个半官或偏官,就是个教研带头人,学术带头人,科研带头人,横纵联合的牵头人。其区别在于,主要职责不是主政,治人,而是主学,治学;主要目标不是出政绩,而是出成果。当然,作为一个单位的负责人,也还有不少的组织管理工作,任职期间就有一个对外与对内的问题,有一个对上与对下的问题,也就说有一个官场方面想要回避也难以回避的问题,要应付官场上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算是一个官场里的人吧。所以,要退下来了,自己的角色一定要搞明白。因为退下来后,延续的已不是职位,而是生命的意义,是不安于闲云野鹤市井流落的又一番事业的选择。

       所以,那时想得更多的是从官场走出来后回到民间的事情。这本来也是任何一个官场到民间的人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有的人回到民间,心还在官场,或者说对官场极为怀念,而且心态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让相当一部分人一夜间衰老,由官位上的意气风发光彩照人一下子变得萎靡不振老态龙钟,甚至郁郁寡欢,过早“仙逝”。有的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他们只重享受享乐、安于下流,甚至晚节不保。现在人们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高官不如高薪,面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这样的说法,恐怕所针对的也包括了这种不平衡的人吧。我没有这样的不平衡,所以,我还要做在民间可以放手做的事。因为我的心态还年轻,我的思维还年轻,我的精力还相当充沛。但我该做些什么呢?有的朋友说,你最好搞文学创作,因为你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想象力极为丰富的人,而且也是经历极为丰富的人,所以搞文学创作肯定能成为名家。有的说你应该从商,因为你的思维极为敏捷,智商高,决策能力强,而且你的社会资源丰富,从商定能发达。也有的说,你还是应当从事理论研究,因为这是你几十年来的长项,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继续潜心著述,定能汗牛充栋。如此等等。当然,我的选择空间确实很大。但无论做什么,我也还要考虑另一个问题,就是真正回到民间后,做事所要遇到的诸多情况得作一些思想上的准备。民间的事也好办,又难办。说好办是因为没有官场上的那些烦恼了,也没有官场上那些争斗了,选择空间大,自由空间大,自主性强。而说难办,难就难在回到民间就没有了权利,也自然就没有了影响力、话语权。因为现在办事实际上依靠的一是权,二是钱,三是情,四是理,五是法,六是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办事“六字秘诀”。而这几要素中最关键的是一个权,所以有人说,权权权、命相连。

       我之所以要提早而又特别地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官场摸爬滚打十数年,早已深谙权利的厉害性,杀伤力,未雨绸缪。过去的官场岁月,即使是个半官、偏官,总还有话语权吧,但仍然品尝了世态炎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滋味,仍然有农夫和蛇的故事,何况身处民间呢?当然,考虑归考虑,到时候该来的终归要来,那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安全软着陆

 

       考虑了告别官场以后的事,还得想到落地的事。就像坐飞机,还在万米高空,时常会想一想回到地面要做的事情。当飞机降落的时候,又会担心能否安全着陆。

       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意外履职到意外延任,正如于光远同志所说:“你创造了一个全国之最,任院长长达十六年,而且超期任职到六十七岁,在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

       正因为任期长而且又有为期不短的延任,我这个院长的着陆问题也就成为人们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这种关注的面还比较广,包括上层和一些部委厅局的人,关注的实质,是看能否安全着陆。

        2001年3月1日,省委组织部通知我谈话,当然是谈我下课的事,这是预料之中的时刻,也是我所等待的日子到了。但这个日子真正来到了,还是有些失落感的,这是人之常情。而我的失落感主要是因为一个做了十六年的工作一下子要放下了,有了水兵告别大海的那种感觉。我退下来后,按我的意愿选的接班人就要正式上岗了,这又是我十分高兴的事情。但此时我也有点意外,一个做了十六年院长的老同志要下课了,按常规也应由一个主管干部的副书书记长给我谈话的,但此次谈话是由两位副部长完成的,一位是组织部的副部长,一位是宣传部的副部长。我说的意外,不是我很计较,而是觉得这样的细节,说明我们的组织工作中同样存在一个世态炎凉的问题。

       说下来还有一个正式宣读我离职命令的场合,但我又必须上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两会”,不能出席,所以要求我作一个书面的发言,无非是要我有一个姿态。我留下的书面发言的标题是《我终于安全软着陆了》。我之所以要用“安全软着陆”这样的字眼来表述,那是因为考虑到不少的官员,根本做不到这点。有的是空中迫降,有的虽然暂时着陆了,但没有从真正意义上着陆,没几天功夫,要么是经济问题,要么是作风问题,就被立案审查了。因而能够真正地着陆,而且是安全着陆,其实也不容易啊。我这十六年之中,也不是没有个人发财的机会,而是很多。比如当年的国企改革,帮助和包装公司上市,我是公司上市领导小组的成员,又是专家委员会的负责任人之一,如果有发财的念头,那是很容易的。我记得不少上市公司送来了原始股票,如果手软、心贪,可能就没有现在的软着陆了。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选择了“安全软着陆”的文字表述。其实表述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坦然而自豪地安全软着陆了。据说宣读了我的书面发言后,还引起了一些反响,人们觉得我是一个坦诚的人,务实的人,也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人。

       当然,这样的感叹,我也是受之无愧的。从2001年3月2日我正式离职到现在,快十二个年头了,一直有人说我是一个难得的“四不”“四有”的人。即在位时不贪、不骄、不媚、不损(损伤他人),下课后,说话有人听,遇事有人帮,消费有人助,娱乐有人陪。对此,我同样倍感欣慰。

 

       第十四章 

 

       下课了,依然在路上

 

       从社科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民间,就是人们常说的无官一身轻了。的确,偌大一个科研机构的担子总算卸下来了,身心自然就轻松了许多。但恰恰是我所说的这种“半官”“偏官”,虽然理想的是裸退,而现实又不完全可能全退。因为这种机构的社会性太强了,它的负责人的社会性自然就很强——上级确定负责人人选的针对性也在这里——尤其像我这种任期长达十六年的创纪录的负责人。所以,还有一些社会责任和义务,是卸不掉的。第一,我是全国政协委员。这个委员虽然不算是个硬的职务,但它也是一个很有话语权的身份,包括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能。第二,我虽然不做院长了,但我还是研究员,还是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家,手中还有省上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有参与研究和出成果的职责,同时我也还有不少重要的社会兼职,起初如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第三,作为一个老院长虽然退下来了,但因为社会的影响力还在,经常被邀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为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但总算不在台上了。在院内,不少人也是这么想的,这么对待的。有一些人见面的面孔都变了。但我又发现,这个时候对我最热情的,却是那些我在位时关心较少而且联系极少的同志,从台上走到台下,也是一个识别人心的机会。

       开完“两会”,本来我还想留在北京办点事,可是成都连续几个电话催我回来参加一个重要的国际性会议,也就是国际客家文化学术会,我便连忙赶了回来。我之所以赶回来,是因为这个会本来就是我倡议并全力支持召开的,而且我还是大会组织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同时,我觉得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还可结识一些新朋友,学习一些新知识。但是我签到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把我安排到了一个双人间里,而其他组委会领导又都是单人间我本来是不计较这些问题的,可是太累,需要单独休息一下。我向大会的组织人员说明情况,请求照顾照顾,但他们还是没有给我重新安排。

       第二天,是大会的开幕式,我在大会主席台座席名次的安排上,也同样感受到了明显的落差。刚刚上任的新院长安排在第二排,省上领导当然在第一排,我被安排在第六排。办会的同志还说;你是安排在主席台上的重要客人。其实安排在那里不重要,关键是前面几排的同志我熟透便于交流,尤其是第一排其实只有一位副省长,他是大会组委会主任,其它都是省级部门负责人。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这就是几乎我们从来无法改变的世态人情。

       这里,延伸出两个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一,职位的硬与软同其相应的影响力(也称为生存力)的辩证关系问题。

       人们普遍看重的是那些硬职务表现出的影响力,而对软职务表现出的影响力则往往不重视,对软职务与硬职务之间可以转化的规律则更搞不懂。我现在的确只是一个仅有一点软职务的人了,其实就是担任院长也不是很硬的职务,严格说来,也是软职务。软职务产生的资源一般也不硬,但其中也有一个如何由软资源转化为硬资源的问题。也就是说,重要的是资源的转化问题。其实,我们社科院在许多关键时候都将软资源成功地转化成了硬资源,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所以,我认为,软职务与软资源的开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不少情况下,软职务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我甚至认为,针对一些个人的软职务也就是软资源的开发比硬职务硬资源的利用更为重要,当然必须要看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如何,包括他的人格人品的影响力。对这个问题我是感受彼深的。我看到不少领导人在位时确实权大无边,但是他的人品极差,当他由硬职务下来转化为软职务软资源之后,他的影响力就几乎没有了,这种人的软资源也就没有多大的开发价值了。

 

       世态人心,真情几何

 

       现在人们总是在问:这个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驱动下,人与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情?

       这也一直是我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同时,也一直想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但这个准确的答案也一直没有找到。人与人之间有友情、爱情、亲情、事业情、同学情、战友情、患难情等等,人们又在讨论,其中哪种情最有力量呢?正在热恋的年轻人说,爱情最有力量。而热衷事业的人则说,事业情最有力量。一些老同志说,我们为革命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战友情最有力量。最近我还听到这样一些说法,打麻将形成的“麻友情”力量最大,宗情的力量最大等。四川省刘氏中宗亲会成立后,我感到宗情的力量确实不小。那么再进一个层次,哪种情最真,最有可能是永恒的呢?同样没有答案。我见到的更多的是利益情,而且初看起来也很真。比如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表现得让你感动万分,当他的利益得到满足之后,再经过一个短暂的友情维持期后,往来就越来越少了,甚至再也没有往来了,偶然见到面,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有的连点头的表示都没有了,这是我所接触到的比较多的现象。战争年代过来的人是战友情,一般说来维持期比较长,而这种战友情更多的是信仰与追求凝聚而成的。人们在在共谋发展的过程中,比如共同创业结下的情谊,这种情可以说是事业情,创业情,发展情等。这种情维持期又有多长呢?我没有作过专门的考查与研究,但一般的现象是创业初期表现得非常团结,可是创业成功了,比如企业做大了,利益的争夺就表现得非常明显,有的是暗争暗斗,有的是明争暗斗,形式多样,甚至出现买凶杀人的极端行为,不少企业就这样斗跨了。这时,人们只能长叹一声:情何以堪呐!

       所以,我很在意社会上流传的一段人与上帝的对话。人问上帝,人与人之间如何维持相互的情感关系呢?上帝说,那要看维持多长。人问,一周呢?上帝说,主要看态度。人问,如果一个月呢?上帝说,主要看情感。人问,如果一年呢?上帝说,主要看品德。人问,如果一辈子呢?上帝说,主要看利益。

       在这样的世态人情的背景下,我行走在下课后的人生路上。前面也有所交待,不管有没有社会性的职务在身上,我都不会走在真正意义上的“回家”路上,而将健步走在事业追求的路上。

       退下来后,即使我毫不懈怠地履行好所有的社会职责,做事的时间和空间都是绰绰有余。退下来后做事与在位时做事的最大区别在于,一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一个是别人要你做他们想要你做的事。还有一个区别在于,在台上做事,条件有党政为你创造,在台下做事,一切只有靠自己了,难度自然就大得多。但空间大了,创新的机会也就多了,因为只有自由的人才有更多的创造力。

       “让机器做机器的事,让人享受创新的欢乐。”我很欣赏加拿大理想主义学者麦克卢的这句话。前者主要是工业革命时期的特点,后者主要是信息革命时期的特点。我们正处在工业革命与信息革命整合的阶段,所以我们既需要也应当让机器做机器的事,更要让人享受创新的欢乐。前者体现其价值与财富的关键资源是土地、机器设备、原材料、资金技术等,而后者则主要是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发挥。由此可见创造力与想象力,它是信息革命时代创造财富的关键。现在我们正于两种革命的整合阶段,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更不能忽视信息革命的推动。正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的公报所指出的那样:继续完成工业化,仍是我国的一项历史性的艰巨任务,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的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它是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

       所以,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鼓励创新的时代。一说到创造与创新,我就充满了热情与激情。而热情与激情,也是创造力的源泉,更是我未来事业的动力。

 

      愤懑与精彩之片段

 

       追求新的事业,是我回到民间后的急切愿望,我要振羽再飞。当然,翱翔的天空再也不是波诡云谲的官场了。

       刚退下来的那年,有朋友介绍,要我到北京筹备一所大学。当时我想,此事正合我意,于是就去了。在北京给我谈了基本的条件而且形成了文件。比如配专车,秘书,工作人员等。这所大学就是由原来安全部办的中国防卫科技学院与华北胜利油田的职工大学合并,成立一所远东集团公司所属的市场化运作的新型大学——中国防卫科技大学,并且由我来做校长。这个新型大学下设信息安全学院,科技防卫学院,职业教育学院,涉外经济学院等。听起来规模不小,而且校园也有上千亩地并已具备相应的教学设施。因分配给我的房子还在装修,所以暂时安排我住在一个安全部的酒店里。住的是大套间,据讲那是总统套房。但是,长时间我几乎就只是一个无所事事的耍客。天天都说筹备很快就绪,不日上任,而任何具体事务又不让我参加。其间也开过多次的会议,那是由远东集团的决策者召开的,每次会议都有纪要,可形成的决议又没有一次是算数的。也许这是国有企业的通病吧。后来我也慢慢地明白了,原来他们是要我做个摆设,并不是真正的需要我做事。但明白了还是只有等待,因为白纸黑字的文件放着啊。

       那段时间,我在酒店里独自一人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时常愤懑不堪,真想拍案而起。但拍案而起又如何呢?这是体制的问题。这更是一个下台后想做点事的人的难堪与屈辱。有人说,追求就意味着痛苦,这是一条真理。一个想做事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舞台。而这个舞台,有的是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个舞台自己就可以掌控;有的舞台是别人建立起来的,自己只是一个舞者,这个舞台自己就掌控不了。我当然是属于后者。自己构建一个舞台固然最好,可那要看机会和条件,我确实没有这样的机会与条件。所以现在是想做事,但是没有舞台,只好在酒店里耐心地等待,直到大半年后,我实在忍受不了,便拂袖而去,回到了成都。后来也知道,那所所谓的中国防卫科技大学,已胎死腹中了。

       回到成都不久,也正是我对北京的事“意犹未尽”的时候,我遇上了成都理工大学的校长王成善同志。他见面就说:“刘老师,你现在有时间了,还是回理工大吧,回来策划一个适合你舞台吧。理工大是你的根据地,那里的老师都很怀念你在校工作的辉煌历史。他们都说,如果你不离开学校的话,那学校一定会比现在强得多;如果说现在有所发展的话,那也是你任职期间打下的基础。”我只能看作这是人家对你的鼓励而已,那时在学校我只是一个副职,那有那么大的作用呢?这点我是明白的。

       一个人曾经工作过的单位,过去几十年了,人家还没有忘记你,确实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高兴地接受了王校长的请求,回到了成都理工大学。他聘我任理工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名誉院长,后来在我的提议下成立了数字化研究院,并确定为市场化运作模式,我担任了这个研究院的院长。提议和策划建立数字化研究院,是我考虑到我们人类已进入了数字化时代这个大的背景,并觉得它是一个美妙的时代,是一个发展的世界大趋势;这个新的舞台的构建,正是为了顺应这一时代发展大趋势的需要,可以大有作为。为了便于商业化运作,同时还策划了一个服务公司。我不擅长商业化的运作,但我支持有这方面志趣的企业家来执行。我只能根据自己的专长,做点学术研究性的工作。为此我为成都理工大学的研究生开设了“信息革命与虚拟经济”和“人力资源管理”两门新课,每门课讲八个专题,研究与思考一些学科前沿的东西。这也正是我的兴趣所在。讲了两个学年的课,也为我形成了两本专著。这也算是下课后再上课的一段精彩吧,算是着陆后再起飞的一个尝试吧。但好景不长,一年之后,聘我的王成善校长调离了理工大,新上任的校长并不重视这个舞台,所以觉得还是无法尽情地施展自己的办学才能,也就有些灰心了。

 

        美国人要我去上课

 

        2006年春天,正是我在成都理工大学受到冷落表现出“春闷”状态的时候,同样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由成都的一个的老朋友引见,我见到了美国普林顿大学的校长。他是一个医学博士。我们从中医谈到办学,谈得非常投机,也非常轻松。陪同这位校长的有普林顿大学的国际部部长、成都办事处主任,还有一位部长助里。几个人的谈话完全是中国聊天式的,我们聊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办学的问题。提到办学,还是引起了我的兴趣。尽管这几年,我在做这方面尝试的时候乐少苦多。也就是前面所述的2001年在北京为远东集团公司做过一年的新办大学不了了之的筹备工作和在成都理工大学昙花一现的春风意气。也正是我在成都理工大学心灰意冷的这段时间,美国的普林顿大学,他们看好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市场前景,又恰巧遇上了我这个想办学却遭遇了挫折并正在寻找新机会的人,这样,我们谈得就自然十分投机。他们需要找一个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学者,校长说,我就是一个最理想的人选。不知他是鼓励我,还是真正这样想的,他提出来请我做他们的博导,主要是中国及亚洲地区想读美国博士的学生。但当时我提出,在国内我还不是博导,因为我们院内没有博士点,而且国家教育部的布点,是向大学倾斜的。许多研究单位——如我们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文科领域内,应当设博士点,因为就其水平而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教育部始终不批。在我任院长期间,就为此做过努力。但那时,教育部的政策硬杠子是必须要有10个以上的硕土点才行。而我任院长那年,研究生的招生是从零开始的。为此,在我的任职期间,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总算达到了这个指标。但教育部对政策的解释是,重点主要放在高校,研究单位,一般不设博士点。正是这个“一般不设”又把我们关在门外了,所以还是难以实现博士点零的突破。正是这个原因,我就一直没有机会做博导。而这位校长又说,在美国带博士,必需本人首先是博士,而这点上我又不行,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一般不可能读过博士。但校长很轻松地告诉我,美国的政策比较灵活,重在水平和能力,学历对美国来说看得并不十分重要。这样,我就得到了他们灵活性政策的优待。他们根据我的著述与实践,由大学学术委员会,作了全面的评估与认定,授予了博士学位,并经美国政府教育部批准,成为了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会认可的教授。当然首先是在普林顿大学当教授,指导博士的教学与研究,同时我被任命为普林顿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主持研究所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个研究所拥有十四个学科的博士点。舞台构建了,手续完善了,我也借此从成都理工大出来了,新的方向、新的课题、新的选择同样又呈现在一个在中国下了课的学者面前。有的朋友兴奋地对我说,你在社会科学院下了课,美国的大学又要你上课,地球真的就像你的一个村庄了。

       当时,我十分感慨美国的用人制度。比方我,由中国的院长到美国的所长,按中国的机构来讲,职务是降了一级,而美国的大学,他们没有这种官本位的说法,一个所下面设十几个博士学科,其舞台更大了,所以说与院本质上没有所谓的上与下的关系,就其职务来讲,更没有升与降的问题,主要目标是为了增强活力,增强教与学的活力,增强科研工作的活力。这个活力主要又是针对学生的。而他们指导博士生又与大学生的教学不同,大学生是批量培养,而博士生则是个别指导,最多也只能是小批量,这种培养方式决定了与博士个别交流的机会多一些,思想观念的交流与碰撞的机会多一些。其实指导博士生对我这个所谓的老教授而言,又是一个新话题,又是一次新的选择。过去只带过硕士生,没有带过博士生,如果说指导的话,那也只是像博士生论文的审阅、答辩等,所以将要带博士生、指导博士生,而且同时要领导十几个博士学科的教学管理,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全新的选择。这个全新的课题,全新的选择,给我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如果说办学还有一点经验的话,那么离开高校已经二十多年了,而这二十多年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外的教育当然更是日新月异。所以虽然是一件好事,但又确实是一个更大的考验,需要全新的知识,全新的理念,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可是没有想到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全新的教学领域、全新的舞台、全新的课题,仍然没有成为现实。虽然美国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和努力,但中国教育部最终没有批准。当时的我,真的只有望洋兴叹了。

 

       流水浪花新世界

 

       北京之行的不了了之,理工大之梦的折戟沉沙,美国之路的望洋兴叹……这对于一个走出官场年逾古稀依然奋蹄前行的追求者来说,够残酷的了吧。这其中,有我的愤懑、失落和感叹,但唯独没有后悔。追求者的确是痛苦的同义语,但同时也是价值的同义语。而许多的追求者,在经过了痛楚迷茫的艰苦卓绝之后,往往又能品尝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快乐。

       这种快乐,我也品尝到了。

       在前章我叙述过,在我五十九岁那年,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我设计了一个很大的研究空间,就是创建东西方文明研究中心。到了1997年,我在江泽民同志成功访美并提出了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外交大战略的这个大背景下,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以《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重铸东方文明辉煌》为题作了书面发言,正式提出筹建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的建议,但因为课题太大,涉及到国家和国际层面,也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然而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却始终没有放弃这个问题的研讨,后来又作了一些细化,比如,关于儒家文明与亚洲经济模式的研究,我把它作为一个研究的亮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认为,现在人们讲的市场经济模式,实际上就是西文明的产物。但对于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西方的一些权威都认为这是奇迹,那么这种奇迹难道就没有一点点东方文明的作用吗?可惜,我的研究与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引起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视,我申报了两次社会科学基金但都没有成功,其中的原由是什么也无从知道。但没关系,研究与思考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我仍在努力寻找东西方不同文明背景下市场经济模式各自的特点。也就是说,一个是以西方文明为背景的市场经济模式,它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了,我们进行了引进与借鉴,但在如何运用的问题上,就有一个吸收、消化和扬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不能不考虑东方文明的作用。基于这些想法,我陆续撰写了近三万字的文章,也没去想发表的问题。但在2006年,一个朋友将其中的部分稿子分别放在了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和新华网的“发展论坛”上,没想到一段时间内,点击率非常高。其后又在《管理学家》杂志上全部转发了,读者的反响同样强烈。说明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不在少数,只是官冷民热罢了。

       但此事对我的启发很大。这种启发为我迅速地洞开了一个精彩的世界:网络媒体世界。

       多年来我一直在电脑上工作,电脑成了我最好的伴侣。网络平台早已成了我学习求知的平台,做学问题的平台,也是休闲娱乐的平台。起初由理工大学数字化研究院给我设计了一个网页,我可以在那里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此网页上的文章也不断有相关的网站转发,影响渐渐扩大了,我的兴趣也在不断增强。但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最终成了我厚积薄发的兴奋点。它可以让我同全球的学者及普通网友交流自己的观点、见解,其中有学术性的论文,也有杂文。仅2006 年一年就发表了近二百篇学术论文、杂文,回复了网友——包括许多专家学者——提出的问题近千个帖子。这样,就由“薄发”变成了“喷发”。所以我说,为我洞开了一个精彩的世界,让我可以自由、自主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并可随时进行充分的交流,从而使我更加充实和愉快。每天进办公室的第一要务就是打开电脑上网,看看自己的文章有没有网友感兴趣的地方,网上的最新热点是什么,最新的时事动态是什么,哪些网友或学者又提出了要我作出回答的问题,哪些是我感兴趣的话题需要参加讨论等等。回答问题或新话题加盟讨论,自然就有思想的交锋,观念的碰撞,而且在交锋、碰撞的过程中,可以激发新的创造性思维,激发新创作热情,于是新的话题、新的观念又形成了,新的文章也就诞生了,新的文章又可以在瞬间以向全球的学者及普通网友传播,同样可以在瞬间开始与全球的学者、网友交流、讨论,同样又可以得到观念的碰撞,激发创新的思维,产生新观念、见解、形成新的思路……

       由此我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通过网络平台经营智慧,不仅可以不断地激发创新思维、创新思想、创新观念,而且可以通过这些新思维、新思想、新观念,影响和推动社会的进步。同时,我还想到了我们的学者,尤其像我这样下课后“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学者,要充分运用网络平台,打造自己的学术品牌。如同进入市场的商品一样,品牌的竞争力是最有影响的竞争力。如果你的学术研究成果,想要走向国际,那就应当充分运用网络平台首先打造学术品牌。须知你的文章只要上了网络媒体,尤其是品牌网络媒体,其影响力就具有了国际性,而点击率的高与低,就是影响力的大与小。我很高兴地注意到,我的有些文章,如《怎样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点击的人当天就高达数千,又如《儒家文明与亚洲经济模式》,世界著名学者杜维明发帖给作者和我的回复,当天的点击率同样高达数万人次,而点击回帖同样是一种思想的交锋、观念碰撞并可以在交锋、碰撞的过程中激发创新思维、创新思想与创新观念,从而绽放出新的思想火华。

        这确实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它别有洞天。在键盘的敲击中,你能感觉到流水浪花的韵律。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大有作为。

 

        更加美丽娇艳的花朵

 

       在前面我说过,虽然退休了,但我还是研究员,还是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家,还有参与研究和出成果的职责。这一点,我做到了,做得还不错。在为了实现办学理想而不断努力又不断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同样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即西部企业家建设课题并形成了专著《论西部企业家队伍建设》,也完成了四川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重点课题并形成了邓小平特区理论研究专著。同时,完成了《刘茂才文集》第九卷至第十卷的编辑出版,其中包括几年来将自己的观点在网络媒体上进行交流、碰撞所形成的学术成果。虽然有了这些东西,但我并没有满足。我同时还做了更新的探索和尝试。我进行了从前从未涉及的文学新尝试:长篇小说的创作,实现了从理论思维模式到形象思维模式的成功跨越。

       当然,对我来讲,这也不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早在许多年前,我就从理论上对这方面作过探讨。我曾发表过一些以“由精英文化走向草根文化”为话题的文章,也有一定的影响,而且是带有导向性的影响。所以有时间了,我便萌生了自己实践这个话题的念头。但这又是一种拓荒式的尝试,需要极大的勇气。而我的想法也是独特的,就是把理论研究成果通过形象化思维进行小说体的创作,我以为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但一个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要转向形象思维创作,其难度可想而知。就我们院和主要领导都认为不太可能,偶遇一起我谈到写小说的话题时,他们都认为这只是说说而已。其实我在中学期间就非常喜欢看小说,那时流行的前苏联的一些著名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苏拉的故事》等,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自己能写出小说来,那可能是我人生的又一个兴奋点。我的基本思路是,我曾经发表过几篇影响较大的论文叫《民工潮》、《华商潮》,还有《文化潮》等,如果把它们转化为小说的形式,是不是影响会更大一些呢?我一直认为“民工潮”在改革开放中兴起之后,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而且也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涌现出了许多值得歌颂的人物。于是以小说的形式歌颂他们,表现他们,就成了我创作的最基本的动力。没想到,这种近乎幻想的尝试居然成功了,而且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2009年长篇小说中国文联再版社《花舞丽都》正式出版,2010年长篇小说由中国作家出版社《丽都花艳》正式出版,而且反响都很强烈,2012年,花舞丽都》和《丽都花艳》再版又进入了读者市场。

       就说《丽都花艳》吧。2010年6月22日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发式和作品研讨会,得到了国内的一些一流的文学评论家的认可与好评,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认可与好评,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与好评,国内各主流媒体也争相刊发了报道。当天的首发式,有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杨汝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常务院长汝信、丁伟志等出席,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主持,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致辞。在致辞中,李东东代表新闻出版总署对该小说的出版表示了热烈的祝贺。李东东说:“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有些被边缘化的社会背景下,作者能够不计名利、真诚地进行纯文学创作,令人由衷钦佩。作者用经济学家的视角、文学家的笔触进行创作,用他的善良与智慧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说话,值得敬佩。其文学作品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该书作者刘茂才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出版社曾出版过由其所著的10卷本的专业经济著作——《刘茂才文集》,并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以及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作者身体力行,为民营企业鼓与呼。在研究和走访民营企业的过程中,他发现在民营企业里的众多打工者,处于社会底层,干活苦而累,但薪酬很少。因此,才有了《丽都花艳》这部以都市服务行业里打工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出炉。”

       掌声和赞美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自身的一份欣慰。这份欣慰再一次证明了挫折或遭遇落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我消沉和沦落。我坚持一生,已成为一棵老树,这些作品就算老树的新花吧,它们美丽而娇艳。

 

 

 

       附

 

       我眼中一位学者的气质与风度

 

                作者:魏忠东

 

       曾记否,那首《地质队员之歌》,你轻轻哼唱着它,在贵州的群山之间,勘探寻宝。你的导师,被誉为地质之光,你把这光芒,继续发扬。从地质力学,进入哲学思想的堂奥。

       曾记否,你与姊妹闪耀着智慧的探讨,从三论衍生出中介论和相似论。在那思想解放的年代,你跨越学科的藩篱,触摸时代思想的浪潮。

       曾记否,你初任社会科学院院长时的犹豫彷徨,外行能否领导内行,一时间议论纷纷扬扬。然而十六年过去,于老的评价一锤定音:“全国再无第二人。”从此,经济、人才、企业……社会科学的扇扇大门由你打开,十二卷文集顶天立地,见证了改革开放年代,一位站在勤于思考的学者的辉煌成就。

       曾记否,退休之后那一闪的灵光,你竟要步入文学的新天地。怀揣深深的同情,寄予厚厚的期望,你用笔塑造了一个从弱势走向刚强的女性。花舞丽都,丽都花艳,竞相绽放。

       忆往昔,峥嵘岁月,你始终站在潮头浪尖,却能安之若素,如履平川。

       是你堂皇的家世,给予你不屈不挠的信念。是你宽厚的胸襟,给予你掌舵远航的视野。是你磊落的品格,方能聚合四面八方的力量。

       你却依然朴素,真切,古道热肠。原来,君子风度,贵族气质,不在仪容的修饰,而在精神的昂扬。

       噫吁嚱,仰之弥高。

 

       那一脉执着的山泉

 

       “咚咚、咚咚”,听到了吗,在那生长着幽兰、青苔的山崖之后,涌动着一湾执着的山泉,它不停地叩击着坚硬、不知几许厚的石壁,不间歇地传递着它的梦想、热情与坚毅。或许,游人们只满足于在崖壁外侧的水潭里,躬身掬起一捧清澈的泉水,品味、赞美它的滋味,却不在意过这甘洌从何而来,又走了多远的路。而我,曾有幸走近过那巍峨的山峰,倾听过那山体内部的澎湃,方才悟到那从地底渗沙而出的泉水之珍贵。

       童年时,我看过一本关于讲地质队员的小说——奚青写的《望婚崖》。自那后,我就对地质队员激情、理想的生活向往不已。5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你唱起了《地质队员之歌》,我那段被尘封已久的好奇心再次跳跃起来,原来儿时的偶像就在面前呀。此后,我不自觉地就想往你的办公室走,有意无意地套你地质勘探的故事。令人惊喜的是,他也乐于向我讲述那段年青岁月,想必他自己也觉得有趣吧。你参加工作报到的地点就在我的家乡湖南。据他讲,50多年前的一个深夜,呼啸的火车把他拉到了长沙市火车站。直到双脚刚踏上陌生的湖南地面,他才想起找到那个保密级别的“信箱单位”并非易事。正在抠头皮的档口,一辆小汽车“刷地”停在他的面前,车上跳下来一位接人的干部,四处寻找他要报到单位的党委书记。刘院长一个激灵,上前一番自我介绍,顺利搭上领导的便车,不费吹灰之力到达报道单位。报到以后,刘院长到了衡阳,那里是新中国铀矿最丰富的地方。装着盖革计数器的飞机在崇山峻岭中飞,记录下异常的放射性指数后,再把相应的地理坐标报送给地质队,由地质队员徒步实地考察。就在衡东县,刘院长与同事及苏联专家一道发现了大型铀矿,这座铀矿后来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宝贵的原料。与此同时,刘院长还与苏联专家一道提出了当时国际学术界全新的铀矿成矿理论,解答了变质岩里蕴含铀矿的特殊地质现象。

       听你讲故事,固然为其年青时重大的专业成就感到惊讶,可最让我着迷的却并非这个,而是他当时的心境。只要讲到那段地质勘探的生活史,他脸上立即焕发出青年人蓬勃的朝气。他讲住在野外的帐篷里,每天早四点起床学习俄语。这种执着的学习态度感动一位苏联专家老太太,自愿成为他的俄语老师。他还讲老虎在帐篷外徘徊,帐内的人握着枪紧张得睡不着觉。他甚至讲到反右时被发配去守厕所,他不但把厕所打扫得一尘不染,还利用空余时间在厕所里做体操,结果身体素质大为提高。对了,令我痴迷的就是这段历史,它跟《望婚崖》里的描述是多么的接近,那种满怀信念、充满激情、确信未来的生活,那种由此而生的百折不饶的精神。我难以准确析分出那朝气里包含的各种成分,有一丝好奇,有一点自信,有一点勇敢,或者还更多未名的神秘。而凡我能说出名字的“朝气”成分,至今在年近80的刘院长身体仍然能够看得到。正是这种特殊的朝气的存在,使得今天的他依然时尚,依然新锐,依然洋溢着挑战精神。

       在我的心目中,你是一个永远年青的“地质队员”——对地球充满了好奇与自信,对人类充满了好奇与自信,对自身充满了好奇与自信!是的,我也喜欢掬起细沙之上的那一湾清泉,但我更喜欢追根溯源,聆听山体内那脉泉水叩击石壁的声音,它永远鼓励着我们后学者去探索、去挑战人类与自然!( 撰文 朱勇钢)

 

 

              在跨学科研究中整合思想创新理论

­                       ——著名学者刘茂才教授访谈录

                                  张琦

 

       张琦(以下简称张):今年是您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岗位上离休的第十个年头。别人说您“下课没回家”也许是对您一直工作的一个生动概括;封您“A区3楼楼长”,或许是对您数十年习惯于上班早到的雅称。的确,2002年您出版了专著《论西部企业家队伍建设》, 2003年又出版了专著《邓小平特区理论研究》,2007年《刘茂才文选 第九卷 信息革命与虚拟经济》及《刘茂才文选 第十卷 2000-2006》分别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令我好奇的是,2009 年您的长篇小说《花舞丽都》出版,今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您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丽都花艳》。6月22日,由作家出版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刘茂才新书《丽都花艳》发布会暨作品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重庆厅举行,国内著名文学评论高度评价您的新作,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杨汝岱出席,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会上的讲话中也给予高度评价,首都30多家著名媒体到会并进行大篇幅报道。这样,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您已实现了三次学科转型,第一次是由地质学家转型到哲学家,第二次是由哲学家转型到经济学家,第三次是由哲学家、经济学家转型到作家。您如何看待人生三次跨越?

       刘茂才(以下简称刘):中学时代喜欢哲学,准备报考北大哲学系的,组织不同意,于是去学地质,因为当时国家号召到最艰苦、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毕业后便去了当时最艰苦的贵州省与前苏联专家一起从事特种地质工作,其实这也是一个转型,因为我学的是普通地质勘,而毕业后却从事特种地质勘。其后,于60年代初到高等学校任教20多年,由大学教授到做大学领导工作。1984年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院长,这更是一次跨行业、跨学科的转型。转型确实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更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因为不同学科的转型整合可以带来创新的思想和思维,从而在学科整合过程中产生一些新的东西。1979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我国第一次“科学学学术研讨会”,当时我去了。科学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以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在于认识科学的性质、特点、关系结构、运动规律和社会功能,并在认识的基础上研究促进科学发展的一般原理、原则和方法。科学学在学科建制中属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后于1981年在成都地质学院为地质系统开办了管理培训班并创办了管理科学研究所。记得第一篇相关论文是1980年发表的《论事物过渡态的哲学意义》,由此,我从地质学走向地学哲学,后来形成的《中介论与相似论》专著,应当是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社会科学院任职期间,社会科学院的强势学科是经济学,而社会科学院科研与实践的重要领域也是经济领域,所以就想运用哲学的思维研究与思考经济学问题,当然,这是需要我下功夫的一个领域,由哲学转型走向经济学的研究与思考,《宏观智力论》专著的问世以及经济与文化整合论,西部开发论等理论成果应该是转型的重要标志,为此,有人称我是经济学家,其实我只能说是步入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新战士。2001年从院长岗位离任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如何做到老有所为?我注意到中国有1亿多的打工者,每年的打工贡献值达16万亿。他们为城市文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可是没有看到歌颂他们的好作品,反而指责甚多,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于是就想塑造一个打工者的成长过程,歌颂他们,也告诉他们一些实用的知识。正如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丽都花艳》新书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致辞中说的“茂才同志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古道热肠的人。他用文学的表现手法体现他的经济学视角。用他的善良与智慧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说话值得敬佩。他的文学作品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应,从这个角度讲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在讲话中说,《丽都花艳》的作者长期以来肩负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等多种身份,我们对他作为作家的一面并不十分熟悉。他所创作的《丽都花艳》其书名与他的专长和年龄形成反差,但作品写得十分精彩。应该说《花舞丽都》《丽都花艳》两部小说的问世及其被肯定,是我从社会科学转向文学创作的又一次跨越,也可以看作是第三次转型的重要标志。

       张:我还是对您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思想理论更感兴趣。作为一个学者,您发挥多学科互为中介的整合优势,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与文化整合论。“整合”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常用的一个关键词,引起了包括中国政府高层和美英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作为您最得意的理论成果之一,整合论既具学科交叉的创新性,又具复合思维方式的前瞻性。而今,当文化产业成为朝阳一般的新兴产业时,前期理论探索便成为穿越体制障碍和思想禁锢的第一道霞光。请谈谈您的看法。

       刘:整合论最初是1985年初我在关于“五四”运动的一次讲演中提出的。当时根据科学民主的思想提出科学与民主的整合应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没有民主的环境,科学得不到繁荣;而没有科学的指导,民主是无序的,所以我们应当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整合。其后我将整合这一概念应用到经济与文化的整合。所谓经济文化的整合可以理解为: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和经济对文化的作用两方面。这种整合是中国经济面向市场,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大趋势下的必然。也就是说这是经济与文化各自的自主性与彼此的开放性,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市场经济作用的产物。经济文化互为中介的整合是一种双向运动和作用的过程。一是将文化纳入经济的轨道,促进文化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的形成,使文化经营单位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文化产品生产的独立实体;二是在企业引入文化机制,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和发展,推广科学技术,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素质,推动企业家群体的兴起。这是经济对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重要功能是合理配置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以往主要依靠计划配置资源向主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转化,其本身就是一个经济文化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调整问题。经济走向市场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不仅是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调整过程,也是经济文化互为中介的整合过程。整合理论的应用前景极其广泛。比如内地与沿海经济文化的整合;西部大开发中经济与文化的整合;经济发展的结构、速度、效益在市场化过程中的整合;科学与民主意识的整合等。而在整合概念的基础上引入解构概念,即构成过程分析的两个方面。解构和整合是中国经济由高度集权下的计划经济和封闭条件下的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历史性变革中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没有对封闭的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的大解构便没有市场经济与文化的大整合,而解构必须由整合来完成。关于解构和整合的问题涉及的面很广、很复杂,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思想文化问题;既有深层次文化观念的解构与整合问题,又有经济管理层面的解构与整合问题,并内含经济文化的复合解构与整合问题,比如,国有经济产权制度的解构与整合、地域文化观念的解构与整合、经济体制的解构与整合等。

       张:1980年代中期您提出了社会地球观。人类社会与地球守恒发展理论将地球视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与社会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从对立统一、系统与个体等理论出发强调要调整人地关系,以保证地球与人类关系的协调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永续发展,这一理论应该说与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请您解读一下社会地球观。

       刘:社会地球观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基础上,凭借地学和地学史的理论功底,从系统论的角度,透过哲学、地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的综合视角考察社会地球问题,探索人类社会与地球之间、社会系统与地球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方式及其规律,揭示人类对地球依赖与失调,守恒与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和人地守恒与牢固联系的客观规律。其核心是构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当今人类社会正面临所谓人口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下,更需要从马克思的社会观和科学发展观考察地球科学社会化的总体规律,以保证人类社会与地球的稳定联系和协调发展方式,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地球科学的发展。社会与地球之间始终存在着依赖与失调、守恒与发展的矛盾,始终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这种依赖与失调、守恒与发展的社会地球观问题。随着人类社会对地球表层获得可观察变量与可控制变量的迅速增长,人地之间的联系便以科学和技术为纽带而牢固地向前发展。这种人类对地球的依赖和占有的可控能力在人地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趋势:培育式和掠夺式。前者是人类以选择和迁移的方式寻求适宜的地面环境,并通过精心培育,建立人类与地球之间的协调关系,其中农业是这种稳定关系最早的纽带。后者是人类以掠夺地面环境的方式,例如在史前时期,以使用石器和火作为工具,破坏森林等。这是人类与地球之间最早的依赖与失调的矛盾,但那时人类面对的是巨大的地面环境和自然体系,通过选择调整人地之间局部的不协调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但积累到15世纪后,随着欧洲的技术、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推动了工业和商业的大发展,改变了人地之间的关系,加深了人地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并形成更加复杂的联系。世界范围内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猛增,形成所谓的资金密集型、劳动力节约型、能源和资金密集型以及科学和文化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一方面增强了人类社会对地球的依赖;另一方面又日益深化着人类与地球的失调。地球科学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发生深刻变化,人地关系失调的加剧也正在向当今人类社会提出挑战。探索人地之间协调发展的模式,理所当然引起全人类的关注。这一问题的核心便是寻求人类社会与地球之间守恒发展的规律。社会依赖地球的日益增长是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反之,日益增长的依赖又伴随着日益加深的失调。依赖与失调的对立统一,守恒与发展的对立统一,就是社会地球观的全部问题的中心,人地之间守恒与牢固的联系正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发展的核心又是系统论社会地球观产生的系统效应。现在,可持续发展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但不难发现,如果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发展能够遵循 “社会地球观”理论,那么可能今天已经走出了一条更科学的、可持续的、低碳的发展道路,粗放增长、人地关系紧张、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问题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和紧迫。张:中介论与相似论是您在地学史与地学哲学的研究与教学基础上构建的哲学体系。前者是在多年跨学科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认识论;后者则是在交叉学科理论视野下所阐述的一个全新的方法论。有学者认为,对传统哲学富有挑战性的中介论与相似论的哲学理论体系,与20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也有着相互对应、相互促进、相互启发、相互补充的关系。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而且对于研究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请谈谈您的研究体会。刘:中介论与相似论其理论根源均来源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经典原理和毛泽东思想中唯物辩证法理论的智慧结晶,从而在自然与社会的中介性和相似性、中介和相似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与思考中,力求以扬弃的态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看过《中介论与相似论》的读者都明白,过程论是研究任何事物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中介论是研究任何事物变化、发展的中间联系环节或中间过渡状态的性质、意义和作用的科学;相似论是研究任何事物变化、发展中的相似原理和方法的科学。矛盾即过程、历史即过程、真理即过程。实践论、矛盾论、过程论三者是完全一致的;一切事物互为中介比比皆是,无论是从规模、系统还是层次上看,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都存在着互为中介的结合、渗透等极为普遍的现象,并由此构成客观物质世界的多样性、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功能的综合性。在数学相似论、物理相似论、化学相似论、生物相似论、技术相似论、思维相似论等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出现哲学相似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研究进展。中介论与相似论要求我们重视过程,肯定中介,承认相似。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必然经历一个矛盾的、历史的过程,例如,人类对地球的认识,从古代朴素的感官认知到近现代科学的论证,从梦幻的想象到理性的认识,分别经历了生物地球观、地学地球观、物理学地球观和宇宙地球观的发展历程,而人类无法跨越这一自然和历史的客观规律,只能在过程中逐步探索和了解地球。上世纪50年代因忽视过程而盲目开展的极“左”路线运动——“大跃进”,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经济灾难;现在某些地方所提倡的“跨越式发展战略”,本质上也是一种只注重短期经济效益的“单项突进发展模式”,必然会带来低经济效益、高资源消耗、重环境污染的恶果,也将对资源、环境和和谐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中介论既否定极左,又反对极右,认为中介现象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无论是哲学、地质学等的研究,还是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都必须尊重中介现象及其规律。改革开放前中国过于强调全民所有制这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形态,忽略了“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中介形态,致使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沿。改革就是要使两种对立的经济体制模式互为中介融合或过渡,达到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任何规律都具有一定的性质,都具有共性和必然性以及稳定性、可变性。相似现象及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这要求我们分析和把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相似性、趋同性,从而做到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在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因为过于强调数量的增长而忽视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本逐利、经济利益最大化、畸形竞争等的规制,导致了大量负外部效应,如前些年的的苏丹红和毒奶粉、地沟油事件等,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所以中介论与相似论,本质上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张:早在1986年您就提出了开发大西南、发展西部的观点。《刘茂才文集》第三卷、第四卷和第六卷都有相关文献收录,第八卷从东西部优势互补战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经济带动区域发展、农业发展的现实与选择,以及科技投入、资本投入、国企改革、对外开放、生产资料供给、发展优势产业、西部与欧洲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全面地对西部大开发展开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21世纪初掀起的西部大开发热潮,就是您和若干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不断呼吁,最终得到党中央认可的结果。请谈谈在那个政策向东部沿海倾斜的年代提出开发大西南、建设西部的意义。

       刘;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和成渝走廊振兴的研究,实际是在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发展趋势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开展的。在那个年代提出加强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建设至关重要。我们始终强调加强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重要性,这也是社会地球观中所折射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体现;而打破区域封锁、促进长江流域金融一体化、贸易市场一体化、交通一体化的区域大市场,无论是对于我国后来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还是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战略,都十分必要。认识大西南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经济开发规律和特点,首先要正确认识其战略地位。大西南沿海、沿江、沿边,与南亚、东亚接壤,国境线长度达5000多公里,处于既属于内陆又属于边疆的特殊地理位置,在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中既是重要的战略后方基地,又是一个重要的前哨阵地,是实行全方位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过1950年代至1980年代30多年的建设,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不仅有能力为全国提供丰富的能源和原材料、技术装备,也有能力广泛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所以,针对当时高度向沿海倾斜的区域发展政策,我认识到这不仅难以实现生产力诸要素的优化组合,而且必将加剧区域间的不公平竞争,严重制约各区域间优势互补效应的发挥,降低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使东西部的整体差距日益加剧。任何一个地区经济活力的增强,关键是增强高智力和高科技的活力,在将高智力“硬化”为高技术产品的过程中,实现东部和西部的人才、技术、资金、管理、资源的优势互补。根据这一看法,后来在比较东西部发展差距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应重视新经济即网络经济现象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应重视对西部区情的再认识,从特色经济上寻找切入点,实现四川乃至整个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战略目标的看法。

       张:由于工作的需要,您自1980年代初中期即开始关注智力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宏观智力论》专著的问世,是这一理论体系诞生的重要标志。 我看《宏观智力论》感觉从多个维度而言都很有力度,对中国智力开发的规律和特色确有着宏观的、系统的、综合的考量,包括智力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的关系及其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成了您的主要研究对象。平时的工作接触中也能感受到您对“人才”“高科技”“智力开发”等的重视。在当前中央决定实施国家人才战略计划,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自主核心技术和品牌的背景下,能和读者分享一下宏观智力论吗?

       刘:宏观智力论是以智力哲学、智力社会工程学、智力经济学和以“智力取胜”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学为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唯物辩证法、系统分析法、交叉科学移植法、数学分析法、文献诠释法、历史比较法等一系列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定性与定量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力开发理论,该理论不仅涉及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还涉及心理学、工程学、数学等学科知识的运用,是一门跨越众多学科领域的新兴学科。智力哲学是从哲学的高度对智力诸方面的内涵及其外部联系,对智力自身的矛盾运动以及智力自身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矛盾运动作出概括和总结。智力既能表现为一种心理行为素质和智力心理过程,同时又能表现为一种智力社会行为。这种行为也称为智能行为。对智力心理的研究已经较为完备,而对智力进行社会工程学的研究,相比之下则显得微不足道。智力社会工程学也称智力开发工程学,是一门多学科渗透的综合科学,其研究的指导思想在于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是将智力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现代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揭示智力系统及其子系统如智力开发的主体系统、客体系统(开发对象)、手段系统(主要是各级各类教育),及智力工程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转化、作用的机制和特点,探讨智力结构的合理性和智力开发的有效性,这与一般的人才学是有区别的。同样,智力开发工程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智力开发也有区别。后者侧重于运用传统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智力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开发的一般规律与特点;而前者既重视运用传统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定性的研究,探索智力开发的一般规律特点,更重视在定性揭示的基础上运用先进的系统工程理论,如规划论、对策论、库存论、排队论以及预测与优化理论等,利用计算机软件建立量化模型,从而实现定性与定量结合。智力经济学这一理论的建构是基于马克思的商品理论、剩余价值学说等理论而提出的,主要是研究智力因素在经济事物中的作用、规律、应用形式等,以及如何促进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优化配置的科学。推动社会进步的智力活动必须遵循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这体现了智力活动的客观真理性原则。不仅如此,智力活动又是有着重要价值性原则的社会行为,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特别是智力劳动所导致的经济行为促进了人类劳动质量和劳动效益的显著提高,因此,找出智力活动的客观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建立智力与智力劳动的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责任。智力经济学中提出的关于促进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优化智力资源配置等,实质上是要求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包括人才市场等的建立健全。其内在要求是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由于智力劳动具有区别于体力劳动的明显特点,表现在潜在性、独立性、探索性、创造性、艰巨性等方面,因此,智力产品(知识产品)除了具有一般商品的价值属性以外,其使用价值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表现在服务性、全球性、持效性、精神性等方面。智力产品的商品性决定了智力技术和人才智力必须市场化。即知识产品的商品性和技术的市场化。智力取胜战略则是探索如何推进全民族的智力投资和智力开发,依靠智力以谋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智力取胜战略、智力投资战略等,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即科学发展观。宏观智力论的确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智力开发“三分法”,人才占有税理论,起用有争议的能人战略,打破单位人才占有制、促进中国各层次人才流动、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才交流市场等理论,在现实中被应用得极其普遍。建立在分析四川省现有智力资源实际拥有量和理想需求量基础上的目标预测、遵循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指导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四川省智力发展模式、基于“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落实“前十年准备,人才问题是核心问题”的四川省智力发展预测和控制、通过了解过去历史和现实基本情况,运用数学模型、计算机等先进的预测手段,对四川省未来20年智力发展所作的科学预测,以及根据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探讨和制定的人才结构层次机制、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和专业配置政策建议,如四川智力发展模式的构建与分析、四川智力发展预测和控制、关于高等院校教师队伍结构的预测与控制——以成都地质学院为典型实例分析等,都是基于宏观智力论的理论基础而形成的一系列对策研究报告。

       张:人类正面临资源、气候、生态、环境、人口的文明危机与文明挑战。在《刘茂才文选》第十卷中,我注意到您关于文明转型与生态文明的论著。在梳理中外文明史的脉络中,您提出现代文明需要转型;在引用社会地球观理论基础上,您呼吁新的生态文明。若干年后的今天,当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共同的选择时,您有何感想?

       刘:人类历史上经历过许多次所谓文明转型,即由于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发生重大变革而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及相关的文化价值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文明转型都伴随着战争与流血,伴随着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伴随着国家民族关系的巨大调整。工业文明是以科学技术的优势对自然资源采取掠夺的方式以寻求发展,从而满足人类对财富急剧增长的欲望,这便是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开采挖掘地下深处的几百种矿产资源,将其转化为人类可支配使用的财富,从而支撑了人口的新一轮膨胀。又经过几百年的内外战争,逐步建立起以自由企业为中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占世界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和60%以上的天然气,以及50%以上的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全球各国、各民族间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为获取资源与市场,工业文明的先导国家以枪炮打开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大门,迫使一切后进民族走向工业化之路。近代中国为实现民族的平等和国家的发展,进入了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期,代价是百年动荡,内忧外患,血流成河。然而,到今天,人类正共同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转型,如果没有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没有新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的革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将迅速激化,人类有可能越不过这次文明转型的门槛。就中国而言,国内资源再也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增长,生态环境更难以支撑目前这种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如果继续沿着这样的发展模式走下去,将难以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将难以解决区域分化和阶层分化的矛盾,将难以解决全球环境恶化的矛盾。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大力发展节能产业和低碳经济。

       张:在我将您的文献做了一遍梳理,整合了您的学术思想内核之后,我发现,尽管您的学科跨度很大、很交叉,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文学创作;社会科学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但无一例外围绕经济学或者说围绕经济问题这个轴心,这从您的理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效用以及自1980年代以来各个时期关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中都能明确地反映出来。

       刘:你讲得非常对,本人的学科领域确实非常宽,但每一次学科的转型,都与经济学、哲学有关,严格讲,都是围绕经济这个轴心而展开的,而研究与思考经济问题需要哲学思维。我认为哲学领域内中介论与相似论,应当说是对传统哲学富有挑战性的命题。如果说在理论上有一些贡献的话,我认为中介论与相似论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命题,其次就是整合论和西部开发论,还有就是宏观智力论,即所谓的“四论”。我要强调的是,其实我在所述领域内,只能说是一个刚入伍的新战士,我要永远保持一个新战士的心态,求新求异。追求完美,追求最好,一直是我向往的目标,我要为此而追求,为此而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就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

     (此文刊发于《社会科学研究》杂志2010年第5期,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编审)

 

 

    

            从地质学家到著名社会科学家

                             张家钊

        时间2008年3月23日~3月24日

        地点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大楼A区301办公室

 

 

       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我的事业大有所为,心情最舒畅的时期,实现了我的人生转折和重大跨越,一个跨越是从自然科学领域进入到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另一个跨越是从高等学校的课堂进入了社会。

       ——四川省社科院原院长 刘茂才

 

       张家钊(以下简称张):刘院长,你在大学读的是地质专业,而且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弟子,从60年代起在贵州工学院,后来在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搞教学,在地质地矿领域可以说前景广阔,有相当成就了,为什么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你从自然科学转向了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这是你的人生的重大转折和事业的重大跨越,其中的原因和契机是什么?

       刘茂才(一下简称刘):我虽然是学工科的,但是我对理论很感兴趣。1978年前后,我积极参加了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979年我在北京友谊宾馆参加了中国科学院举办的“中国科学学学术筹备会议”,这是促进我人生转折、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跨越的一次重要会议。

       当时科学学刚刚进入中国,很多人还没有听说过。会议请柬寄到成都地质学院,院办公室主任说:“科学院开会连字都写错了,科学就是科学嘛,怎么写个科学学呢?”我说:“不是人家写错了,是咱们无知!”

       我收到会议请柬的时候也很惊讶,我对会议主办方说:“我没有写学术论文,科学学方面我一点知识都没得。”他们说:“你的思想一直是比较先进的,你来可以交一些年轻的朋友,你来听一听,你会有兴趣的。”所以,我是抱着听一听的想法去开会的。

       参加会议的名人很多,都是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青年学者和只是分子,包括我认识的冯子久、上海的卢吉。会议讨论了科学学的形成、演变和发展,认为中国应该引进科学学这个新学科。科学学把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我每天晚上都仔细研究会议简报,如饥似渴地吸收和思考科学学的问题。

       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向杨超汇报了北京科学学会议的主要精神,杨超书记听了之后非常激动,要我给四川省级机关的干部做一个科学学的报告会,就在锦江大礼堂,杨超主持大会。我写了一篇八千字的科学学的讲稿,我没有照搬北京科学学会议简报的内容,而是经过研究、思考、消化后形成了自己的东西。这一讲就讲出名了,到处都请我讲科学学,请我做报告,这样做就做到社科院来了。(笑)

       新思想和新科学理论的普及和宣传,可以说是继真理标准讨论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很了不起的事,至少对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次新思想和新科学潮流的影响,我可能还会继续在学校教书,由于受到新思想、新的科学理论的熏陶,从此,我的工作就从课堂走向了社会。

       1979年参加了北京的科学学会议后,由于受到新思潮新科学的启蒙,我给地矿部部长孙大光写了一封信和报告,我觉得地矿系统需要宣传推广这一套新思想新科学.部长孙大光看了以后很重视,就把我请到北京.当时我只是地质学院的教务处长,部长召见处长,而且部政治部主任、科技司司长、教育司司长都来了,我很是受宠若惊啊!孙部长很高度地评价了我提出的办培训班、传播新科学观的建议,他问我需要什么条件,我说:“不要条件,我可以把我在北京开会结识的朋友都请来讲课,办培训班,只要地矿部里发文件就行。”

       回来之后,我在地质学院连续办了四期地矿系统培训班,学员都是地矿系统的科技处长、研究所所长,培训回去后有人说他们讲话的语言都不一样了,讲的都是新思维、新观念。因为这些学员回去之后正好遇上八十年代地矿部机构改革调整,他们都升官了,所以有人说我办了四期地矿系统的“黄埔军校”。

       1981年,我又在成都地质学院创办了第一个“系统科学研究所”,创办了第一本《系统科学》杂志,搞得红红火火。

       张:正当你在地矿系统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1984年省委决定你到社科院主持工作,你是不是觉得很意外?据说地矿部最初坚决不放你走?

       刘:我是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到社科院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为什么呢?我本来是一个地质学家,而且在地质学领域里面也有一定的研究。我是李四光地质力学进修班的关门弟子。李四光在国际地质学领域独树一帜,创立了一个地质力学学派,他当时是地矿部的部长,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非常敬仰他。地质力学需要很深的数学和力学基础,我为了学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在北大进修了一年的数学力学。后来在贵州工学院工作的时候,我又自修高等数学的复变函数,场论等,同时还解了400多道数学难题。我一旦认定了钻研一门学科,就想下点功夫,就会有惊人的超常的毅力。在大学,我除了担任教学任务之外,还要自学,当时我自修数学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为了解一道数学难题,到新华书店去看书,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常常是废寝忘食,而解出了一道难题之后,又有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由于这样,我的数学基础就比较好。

       为什么说我到社科院感觉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呢?因为那几年我在地质力学方面下了巨大的工夫,研究地震预测、预报。

       李四光最大的贡献,一个是地震的预测预报。我国的预测地震的测试手段比不上日本,但是李四光预测预报地震的理论是世界上领先的。李四光的第二个贡献是对石油勘探。当年洋人认为中国地下没有石油,李四光把整个地球看成一个统一的应力场,认为北偏东20~30度新华夏构造体系都应该储藏有石油,其他国家的新华夏构造体系蕴藏有非富的石油,我国也应该有。后来果然在这个区域发现了两个大油田: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当时整个中国都非常兴奋,不仅是找到了大油田,而且扬眉吐气,一个地质学家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李四光的第三大贡献是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遗憾的是,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刚刚提出,并且做了一些试验,比如,李四光副食我在北京的后和窖搞了地热发电站,都搞成功了。我国大量的是30~40度的中低温地热,达到高温沸腾的地热不多,经过研究,给中低温地热加上一种化学介质,就可以达到沸腾发电。当时李四光预测,今后中国城市的取暖用水都要开发利用地热资源,因为它没有污染,不像煤那样污染。而且要利用地热大量发电,我们试验已经成功了。但是李四光逝世之后,学派里面没有一面旗帜,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没有科学带头人。我说的是大家的带头人,不是一般意义的带头人,因为他这套理论需要很好的数学和力学基础,而很多地质学家没有李四光那样的数学力学基础,而数学家、力学家又没有地质学的基础。

       我之所以感觉遗憾,是我在地质学领域确实已经下了工夫,而且有相当好的基础。刚才我讲了,为了弥补数学不足,掌握比较复杂高深的数学,我专门到北大进修,又业余学习。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意外的通知让我到社会科学院来工作,确实感觉有点遗憾。这一点你也可以理解,一个人对某一领域有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有了一定的研究和思考之后,会有这种感觉。

       比如对地震的研究,当时闹地震闹得很厉害,中国科学院请我到处做地震预测的报告,已经小有名气了,我感到一个学者,自己的研究工作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那不是用简单的数字能够衡量的。我在地质学院是搞地质力学研究,为什么我后来就转到系统工程研究呢?因为我的数学基础好,转到搞系统工程顺理成章嘛,我用计算机管理教学,在全国高校教学管理是领先的,引来国内很多高校来取经。

       当我满腔热情投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一个意外的通知来了,1984年10月3号上午9点半学校通知我,省委管干部的常务书记聂荣贵找我谈话,当时我搞不清楚他要我干什么,带着一种猜测的心理去的。在谈话之前也有一点风声吹到我们地质学院,比如,组织部到地质学院来征求意见,要我担任管教学科研的副院长,兼教务处长。学校那些处长、科长们给我开玩笑说:“上面来了解你,你可能要升官了!”我说:“升啥子官啊,我也搞不清楚”。学校的党委书记给我说:“省委来调查你,不是调查你有什么问题,可能是要重用。问你懂不懂经济,熟不熟悉经济工作。”党委书记说:“我当然是给你美言了几句,说你没有专门搞过经济工作,但是在大学里教过经济组织与管理的课程。”所以,我根本都没有想到会要调我到社科院去,以为是到省委某个部或者经济部门工作,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有个社科院,当时确实不知道。

       到了省委,我记得8点半到9点半,聂云贵先找韩邦彦谈,9点半以后给我谈。我进门之前碰见了韩邦彦出来,我们是很熟的,都在大学工作嘛,他当科研处长,我当教务处长,他当副校长,我当副校长,我们经常在一起。我说:“哎,你今天怎么跑来了?”他说:“等会你就知道你怎么跑来了!”原来聂云贵找他谈话,是让他到宣传部当部长、兼高教局局长。我们俩开了玩笑,然后我就进去了。

       聂云贵和我谈话说得很简单,他说:“今天通知你来,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而是宣布省委的决定。”他强调了“不是征求你的意见”这句话。他说:很快就要公布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你去社科院主持工作,要当好省委的参谋和助手。大概聂书记就说了这些话。

       当时我感到非常意外,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聂书记找我谈话之前刚好是国庆,省上每年国庆都要搞一个国庆宴会,我在宴会上碰见了省社科院的前任院长陈文同志,我认识陈文,因为他原来是我老父亲的部下。他代表社科院参加宴会嘛,我代表地质学院。他把我喊过去,说:“我下台了,你要去接我的班,不过这件事是小道消息喽。”他是院长嘛,可能省委给他谈了,也不是小道,但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我想:“社科院是干啥的,我也不知道,我到社科院干啥去。”几天后,聂云贵的宣布就证实了这件事,当时我只好表态服从。我给聂书记提出,我是地矿部直接管的院级干部,调动还要地矿部同意。他说,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我们会给地矿部商量,省委很快就会发通知。整个谈话只有20分钟,然后我就走了。

       当时国家地矿部(地质矿产部)坚决不放我走,地矿部政治部主任张涛坐飞机到成都来找我谈话,他说:“我是受大光部长(地矿部部长)的委托来的。地矿部的同志听说你要走都很惊讶,科技司、教育司的同志都向部党组反映,不能放你走。调动的事情,你能不能表个态?我们在和四川省委商量。”我说:“我不好表态了嘛,省委已经决定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过了一段时间,地矿部政治部主任又来了,说:“地矿部党组已经研究决定了,还是不同意你走。”1984年11月我到社科院上班以后,地矿部政治部主任坐飞机第三次来找我,他说:“这样吧,你先上班,但是关系不能转走。”

       由于人事关系没有转走,所以我到社科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办公室的觉得很奇怪:你当院长,拿的是副院长的工资,而且不是社科院给你发工资,是地质学院给你发工资。一直到85年,有七八个月时间,我一直拿的是副院长的工资。

       张:据说当时省委领导有不少老同志关心你的工作调动,有的鼓励你支持你去社科院,也有老领导劝你不要去,可以具体谈一下吗?

       刘:我的工作调动前后拖了很长时间。省委一位老领导是我父亲很好的战友,平时他把我当成他的孩子一样对待,星期天节假日我就到他家里,他当时是省大主任,我的工作有变化,当然要到他那里去听听他的意见。

       他对我说:“那是一个造反派的窝子,火山口,你不要去!”

       我说:“省委已经定了。”

       他说:“你到经济部门工作,不要到社科院,我考虑,你到经济干部学院当院长,那是和加拿大合作办的,经常有对外文化和科技交流,眼界更开阔一些。”

       我想,这件事不是逛公园,我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他说:“这件事我已经给省委做过建议,你不要去。”

        另外一位关心我工作的就是省委书记杨超,我之所以认识杨超,还有一个故事。1976年成都闹地震,我当时在成都地质学院搞了一个地震观察站,研究地震的变化。杨超听说我在地震搞预报,就把我叫到金牛坝省委招待所,我印象还很深,他问我:“你们说成都不可能发生破坏性的大地震,你敢不敢宣布这个消息?”我说:“敢!”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小伙子,这是要冒风险的,一旦地震发生了,工人、老百姓要把你打死的。”我说:“我敢!我是有根据的。”杨超笑着说“好!小伙子,有胆量。那我就宣布,还要请你做地震报告。”于是我就到处作报告,讲成都为什么不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时成都闹地震人心惶惶,大街小巷搭着防震棚。政府宣布不会地震,老百姓搬回去,万一发生地震怎么办?工人真的要打死我的。这件事之后我就和杨老认识了,结成了忘年交。我是杨老没有授予学位的研究生,我是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进入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

       他听说了省委决定我到社科院这个事,很兴奋,他是主动找我谈的,不是我去找的他。他鼓励我去,他说:“我非常支持省委的这个决定,到社科院我给你扎起,我就是你们的研究员。”这是他的原话。

       我决定到社科院之后,我给中国社科院的党组书记、秘书长梅益写了一封信。梅益我很熟,过去他也是我老父亲的部下。梅益郑重地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我非常兴奋,我一直觉得,社会科学需要一个搞自然科学的、对传统社会科学富有挑战性的人来担任领导,但是中国社科院做不到,你们四川省委选择你,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哈哈)。你搞自然科学,同时对社会科学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对传统的、保守的、落后的东西富有挑战性,可能会有新的局面。”他高度评价了这件事情。

       张:听说你刚到社科院开的第一次与全院职工见面会,你的就职演讲很有特点?你的那个“四三二一”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非常新的观点。

       刘:1984年11月4号,省社科院的党组代书记冯举、副书记徐文斌带着省委的通知到地质学院来接我,到了我的办公室,当时我正准备给学生做报告。他们说:“你不能再拖了,不然我们都交不了差啊!”

       就这样我带着省委的通知到了社科院,11月14、15号在实业街省委招待所开的党组会,16号召开全体职工见面会。没有地方开见面会,在四川电教中心租了一个会议室。我讲什么?我的发言是讲点一般的客套话,还是讲一点我考虑的问题呢?我决定讲一点实质性的东西,“四三二一”就是那次见面会上提出来的。事先我做了一些思考,准备了一个稿子,还请“智力开发规划办”的学者教授给我提了一些意见。他们说:“你这些观点、提法还很新哈”。

       我讲的“四三二一”就是四个转变、三个结合、两个尊重、一个主题。第一个转变,就是社科院要从行政化的管理方式转化为研究型,因为社科院不是个行政机构嘛,要尊重科研管理的规律;第二个转变是体制的封闭型向开放式转变;第三个转变是单一的、分散的课题研究转变为注重综合的、对全省全国有影响的课题研究;第四个是转变眼光,克服盆地意识,你虽然是个地方社科院,但是你研究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四川,我提出的是立足四川,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这四个转变在当时来讲还是有一点新意的,现在听来不觉得有啥了(哈哈)。

      “三个结合”,一个是我经常倡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钱学森也一直提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我还是北京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联盟促进委员会的委员。我当院长,当然要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更注重应用研究;第三个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结合。

       两个尊重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一个主题就是始终抓住改革与发展这个时代的主题,宣传改革,研究改革,推动改革。

       讲完后,我表了个态,我说:“省委决定我到社科院当院长,作为党员我要服从,但是我向省委提个要求,我试搞一年,一年后请省委组织民意测验,如果同意我的票数不到60%,我自动下台,回成都地质学院当教授,也请求省委批准我的要求。”最后这个表态得到了大家认同,好像还没有那个领导敢这样表态(哈哈)。我觉得如果我当院长,没有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那当起来没意思。社科院改革创新的思路还不清晰,但是我至少有这个气势嘛,不是把官帽子看得那么重的。讲完后,大家热烈鼓掌。

       第二天上午,中央驻四川整党联络小组的一个负责人找我谈话,就在实业街我的办公室。他说:“你昨天在社科院见面会上的施政纲领,讲的很好,省委领导汝岱同志听了很高兴,很兴奋。”我很奇怪,但也不好多问,因为我不认识他。他说:“我们有联络员,听了你的报告。职工反映也很好。”我说:“我讲的都是心里话。”我又向他强调了一点:“反正我试搞一年。一个领导,如果得不到多数群众的用户和支持,那工作没法推动起来,当然我会尽力,我会尽心。如果工作搞不好,我当我的教授好了。”

       张:到社科院之后,我做了几件很有影响的事情,一个是联络西南几个省,搞“四省五方经济协作讨论会”;另一个是在社科院科研上打破论资排辈,实行课题招标。

       刘:1984年到社科院后,我就与贵州省社科院、云南省社科院联系。也是有缘分,贵州省社科院副院长周成启他跟我很熟,他原来是我父亲南下是身边的电报员,全国解放后,我父亲送他进大学读书。他是经济学方面很有成就的一个学者。云南省社科院院长杜玉婷,也是我父亲南下时候身边的工作人员,他的民族学也很有成就。我就给他们打了电话,我说:我也和你们走到一起来了,过去是朋友,现在又是一条战线,这也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也没有办法,这是党决定的,我自己的命运我没有办法决定。是不是请你们到成都来,我们商量一下,西南几个省的社科科学怎么联合起来做点事。由于有这样特殊的背景和优势,我请他们,他们很高兴就来了,住在电教中心招待所。他们开玩笑说:“过去你爸爸是我们的领导,现在你是我们的领导。听你的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说:“不对,不能这样讲,我们是平等的。”我就把我的构想谈出来。耀邦同志1983年视察大西南,提出了关于开发大西南的战略构想。而且他还说大西南的条件要好一些,咱们是不是联合起来做这个课题,抢占这个制高点,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于是会议就决定搞一个开发大西南的战略研究课题。当时有一个背景,中央的投资政策的重点是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倾斜,上海就提出了“梯度轮”;兰州就针锋相对地开了一个反梯度研讨会,提出“反梯度论”。我说:“我们不反梯度论,我们提倡东西结合论。”

       确定了搞这个课题之后,成立了开发大西南战略研究协作中心,联络处就设在四川省社科院,每个社科院出一个人、出一万块钱。我建议:“咱们社科院都是平等的,开会谁家做东,在哪里开会,就由哪家做主席。”

       以后每年开一次会,轮流做东。1985年,由云南省社科院主持开发大西南战略研讨第一次会议,1986年是四川省社科院,1987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社科院,1988年是贵州省社科院,1989年是重庆社科院。

       张:你到社科院后推行的第一个重大改革措施就是课题招标,受到了年轻人的拥护,但是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据说有人告到省委哪里去了?

       刘:我到社科院后推行的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搞课题招标,谁能干谁就上,改变过去搞课题就是院领导牵头、老专家牵头的做法。我和几个人商量,课题招标要起用有争议的能人,因为有争议的能人往往有超前的意识,对传统观念有挑战性。

       我们搞的招标书面向社会,把竞争机制引入科研。要说改革,“四三二一”的科研是首次,课题招标也是首次,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到处都搞招标。我没有想到这件事,让社科院那些年轻人都沸腾了,“哎呀!我们有希望了!”因为过去年轻人不可能参与重大课题,顶多当个下手,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院子里的年轻人都议论纷纷。

       你们都知道嘛,当时唐泽江还是个实习研究院,那个人的竞争意识参与意识很强的,他组织了一批年轻人竞争招标;周正华等老同志联络了生物研究室和省计委的权威的经济专家,也要来参与竞争招标。我当时提出:“招标面向社会,能者上,要经过答辩委员会论证,谁的方案最优,谁就上。”我提出招标要“三破”:破资格轮、破唯学历论、破唯学术职称论。那天的竞争招标答辩会可真是激烈。经过评审,答辩委员一直觉得年轻人这一组唐泽江的方案挺好,赞成他上,但是这个人是实习研究院,而且不是学社会科学,是学自然科学的。我说:“咱们投票表决吧!公平竞争嘛。”当时《四川日报》也来了记者。

       晚上《四川日报》就给我打电话说:“你们这个课题招标投标会议,川报本来是作为很重大的改革举措来报道的,可是现在有人告状了,有老同志给我们打电话,省委有部门也给我们打电话,这个新闻消息我们不能报道。你看怎么办?”

       我说:“要报道,而且要按照你们原来的想法报道,一切责任我承担。既然要改革嘛,肯定有阻力,改革就是冲破那些传统的思维定势,顶多我就不当院长就完了嘛!你们就照样报。”他说:“你这个事请示党委没有?开过会没有?”我说:“没有,就这样办”。川报连续来了三个电话:“刘院长,你要考虑好啊!”

       又有老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你考不考虑社科院老同志的意见?”我说:“我怎么不考虑?”老同志一样地公平竞争嘛”。他又说:“这些老同志都是省上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你怎么让唐泽江上嘛?”我说:“不是我让唐泽江上,公平竞争是学术委员会定的嘛。”

       然后就有恐吓电话来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其中的艰难,我是身临其境。我当时在省上智力规划办公室就提出要破除论资排辈、破除唯资格论,我们就是要不拘一格起用人才,起用有争议的能人,这是我的基本观点,而且我引用了列宁的一句名言:“一个人的优点是他的缺点的继续。”我是下了工夫研究列宁的,还编了《列宁的经济管理思想》的小册子,我到社科院就是要起用能人,我旗帜鲜明,不管多大压力都要承担。

       最后,《四川日报》还是报道了这条消息,说:“省社科院课题招标答辩会气氛热烈,老年人不甘示弱,年轻人奋起直追。”只是报道的调子比原来低一些。

       课题招标报道之后,社会反响很大,但是阻力也很大,有老同志向省委反映了这件事。省委书记聂荣贵找我谈,他是关心我。他说:“老刘啊,你到了个新单位不要搞得太火爆了,太火爆伤害了老同志,他们想不懂,这个事你要温和点。”

       我说:“聂书记啊,省委决定我到社科院不是要我收摊子,如果要守摊子,随便找个人就完了嘛,我不需要去。我在地质学院干得好好的,正红火。我到了新单位,总要有点新思路,你讲的要改革嘛,我们社科院研究改革,推动改革,指导改革,难道社科院自身不改革行吗?”

       他说:“你讲的道理当然对,但是改革不要…….太猛了嘛。”

       我不知道这件事的背后反映非常激烈,激烈到了什么程度呢?我到社科院不是提出了“四个转变”么?聂书记对我说:“人家说你一到社科院,就否定了社科院的工作。”我说:“我什么时候否定过社科院的工作?在各种场合我还很注意,说我们的工作是在社科院原有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我还引用了大科学家牛顿的一句名言: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聂书记说:“有人是这样反映你的,我也没有去调查你说过没有,不过你要注意这些事。”他没有批评我的意思,是关心我。

       张:90年代,你在《香港大公报》、《华侨日报》发表了西部大开发研究论文50多篇,你对西部大开发的关注和研究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刘:西部的开发和开放,我们是最早的关注者和倡导者。1988年在北京,我们和“九三学社”中央联合召开了一个“振兴西南经济研讨会”。说起来还有点缘分,1986年我在北京开全国社科规划会,住在国务院招待所,碰见了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徐采栋,它过去在贵州工学院的时候,我俩一起被关进“牛棚”、一起当过“牛鬼蛇神”、一起被劳改过的,是患难朋友(哈哈)。

       他听说我在研究大西南经济发展,就说:“我们九三中央一直在探索怎样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还没有找到路子,你搞大西南开发,我们联合起来搞嘛。”我说:“好嘛,你们“九三”学社是自然科学的精英,我一直倡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合,我梦寐以求的东西就到了实现的途径。”我们两个谈得很投机。当天晚上九三中央主席周培源请我们吃饭,饭桌上我就谈了整个的构想,提出发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合的整体优势。发挥多党合作的政治优势,周培源听了后觉得很新颖,第二天他就对我说:“你给我们九三中央机关做个报告嘛!”我说:“可以啊。”随着报告的结束,我一下就出名了,许多省的九三学社都请我去做报告。

       正是因为有这个基础,所以1988年我们和“九三”中央联合,在北京召开了振兴西南经济研讨会会。开会那天很热闹,国家各部委的领导都出席开幕式、中央的各大媒体都来报道。

       张: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极大地振奋了社会科学界,那一年你带领社科院一批人到宜宾农村调查研究,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受到了国务院总理朱鎔基的重视,在全国影响很大反响很好。

       刘:当时我提出“社科院要有作为才有地位,要有质量才有权威”。1992年,蒲海清副省长给我打电话,说:“宜宾的所有制改革搞得很好,你们来看一下,总结总结。”我带了9个同志去,做了7天的调查研究,最后写了一个8000字的报告,充分肯定了宜宾的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不亚于当年的农村家庭承包制。

       我回来向省委做了报告。《光明日报》四川记者站的余长龙把宜宾的所有制改革的情况写成“内参”,送到了国务院。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鎔基看了“内参”后,在上面打了三个问号。很快的,省委书记谢世杰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朱鎔基看了宜宾的所有制改革,在内参上打了三个问号。”我说:“没有错,现在对所有制改革的意见分歧很大,但是我们没错。”

       后来朱鎔基派了9个人来四川宜宾调查,肯定了我们的意见。这一下全国都轰动了,前前后后全国有400多个县来四川宜宾取经,省委书记谢世杰很高兴,在大会上表扬了社科院。

       张:在和外国学者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你对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体会最深刻是什么?

       刘:1991年,美国白宫的高级顾问邀请我到美国访问,访问之前,他们来了三次,各项安排都征求我的意见。白宫的高级顾问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他是个中国问题专家,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是:“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将会怎样发展变化?”

       我说:“邓小平以后的中国怎么变化,现在说不清楚,但是有三个趋势不可逆转。一个是新思维思想已经在亿万人民心中扎根,包括我在内,这个趋势不可逆转;第二,改革开放的趋势不可逆转,只有改革开放,中国才能走向现代化;第三,亿万人民摆脱贫穷追求富裕的愿望不可逆转,要想把国家重新托回到‘一穷二白’、‘瓜菜代’的时代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他家里我们讨论了一天,最后他的结论是:“刘先生的一些观点,我是基本赞成的,你提出的‘三个不可逆转’概括得非常好,观念、思想一旦形成,而且扎根在亿万人民之中,这个了不起的力量。”他对他的部下说:“你们要安排好接待好刘先生,他是中国最开明,最有影响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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