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学科研究中整合思想创新理论
——著名学者刘茂才教授访谈录
2015.02.02 | 作者:伏芝勇 文章来源: | 浏览:134804

 

     

 

    张琦(以下简称张):今年是您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岗位上离休的第十个年头。别人说您“下课没回家”也许是对您一直工作的一个生动概括;封您“A区3楼楼长”,或许是对您数十年习惯于上班早到的雅称。的确,2002年您出版了专著《论西部企业家队伍建设》, 2003年又出版了专著《邓小平特区理论研究》,2007年《刘茂才文选•第九卷•信息革命与虚拟经济》及《刘茂才文选•第十卷 2000-2006》分别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令我好奇的是,2009 年您的长篇小说《花舞丽都》出版,今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您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丽都花艳》。6月22日,由作家出版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刘茂才新书《丽都花艳》发布会暨作品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重庆厅举行,国内著名文学评论家高度评价了您的新作,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杨汝岱出席,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会上的讲话中也给予高度评价,首都30多家著名媒体到会并进行大篇幅报道。这样,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您已实现了三次学科转型。第一次是由地质学家转型到哲学家,第二次是由哲学家转型到经济学家,第三次是由哲学家、经济学家转型到作家。您如何看待人生三次跨越?


    刘茂才(以下简称刘):中学时代喜欢哲学,准备报考北大哲学系的,组织不同意,于是去学地质,因为当时国家号召到最艰苦、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毕业后便去了当时最艰苦的贵州省与前苏联专家一起从事特种地质工作,其实这也是一个转型,因为我学的是普通地质勘探,而毕业后却从事特种地质勘。其后,于60年代初到高等学校任教20多年,并由大学教授到做大学领导工作。1984年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院长,这更是一次跨行业、跨学科的转型。转型确实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更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因为不同学科的转型整合可以带来创新的思想和思维,从而在学科整合过程中产生一些新的东西。1979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我国第一次“科学学学术研讨会”,当时我去了。科学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以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在于认识科学的性质、特点、关系结构、运动规律和社会功能,并在认识的基础上研究促进科学发展的一般原理、原则和方法。科学学在学科建制中属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后于1981年在成都地质学院为地质系统开办了管理培训班并创办了管理科学研究所。记得第一篇相关论文是1980年发表的《论事物过渡态的哲学意义》,由此,我从地质学走向地学哲学,后来形成的《中介论与相似论》专著,应当是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社会科学院任职期间,社会科学院的强势学科是经济学,而社会科学院科研与实践的重要领域也是经济领域,所以就想运用哲学的思维研究与思考经济学问题,当然,这是需要我下功夫的一个领域,由哲学转型走向经济学的研究与思考,《宏观智力论》专著的问世以及经济与文化整合论,西部开发论等理论成果应该是转型的重要标志,为此,有人称我是经济学家,其实我只能说是步入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新战士。2001年从院长岗位离任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如何做到老有所为?我注意到中国有1亿多的打工者,每年的打工贡献值达16万亿。他们为城市文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可是没有看到歌颂他们的好作品,反而指责甚多,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于是就想塑造一个打工者的成长过程,歌颂他们,也告诉他们一些实用的知识。正如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丽都花艳》新书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致辞中说的“茂才同志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古道热肠的人。他用文学的表现手法体现他的经济学视角。用他的善良与智慧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说话值得敬佩。他的文学作品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应,从这个角度讲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在讲话中说,《丽都花艳》的作者长期以来肩负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等多种身份,我们对他作为作家的一面并不十分熟悉。他所创作的《丽都花艳》其书名与他的专长和年龄形成反差,但作品写得十分精彩。应该说《花舞丽都》《丽都花艳》两部小说的问世及其被肯定,是我从社会科学转向文学创作的又一次跨越,也可以看作是第三次转型的重要标志。


    张:我还是对您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思想理论更感兴趣。作为一个学者,您发挥多学科互为中介的整合优势,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与文化整合论。“整合”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常用的一个关键词,引起了包括中国政府高层和美英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作为您最得意的理论成果之一,整合论既具学科交叉的创新性,又具复合思维方式的前瞻性。而今,当文化产业成为朝阳一般的新兴产业时,前期理论探索便成为穿越体制障碍和思想禁锢的第一道霞光。请谈谈您的看法。


    刘:整合论最初是1985年初我在关于“五四”运动的一次讲演中提出的。当时根据科学民主的思想提出科学与民主的整合应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没有民主的环境,科学得不到繁荣;而没有科学的指导,民主是无序的,所以我们应当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整合。其后我将整合这一概念应用到经济与文化的整合。所谓经济文化的整合可以理解为: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和经济对文化的作用两方面。这种整合是中国经济面向市场,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大趋势下的必然。也就是说这是经济与文化各自的自主性与彼此的开放性,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市场经济作用的产物。经济文化互为中介的整合是一种双向运动和作用的过程。一是将文化纳入经济的轨道,促进文化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的形成,使文化经营单位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文化产品生产的独立实体;二是在企业引入文化机制,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和发展,推广科学技术,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素质,推动企业家群体的兴起。这是经济对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重要功能是合理配置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以往主要依靠计划配置资源向主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转化,其本身就是一个经济文化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调整问题。经济走向市场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不仅是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调整过程,也是经济文化互为中介的整合过程。整合理论的应用前景极其广泛。比如内地与沿海经济文化的整合;西部大开发中经济与文化的整合;经济发展的结构、速度、效益在市场化过程中的整合;科学与民主意识的整合等。而在整合概念的基础上引入解构概念,即构成过程分析的两个方面。解构和整合是中国经济由高度集权下的计划经济和封闭条件下的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历史性变革中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没有对封闭的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的大解构便没有市场经济与文化的大整合,而解构必须由整合来完成。关于解构和整合的问题涉及的面很广、很复杂,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思想文化问题;既有深层次文化观念的解构与整合问题,又有经济管理层面的解构与整合问题,并内含经济文化的复合解构与整合问题,比如,国有经济产权制度的解构与整合、地域文化观念的解构与整合、经济体制的解构与整合等。


    张:1980年代中期您提出了社会地球观。人类社会与地球守恒发展理论将地球视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与社会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从对立统一、系统与个体等理论出发强调要调整人地关系,以保证地球与人类关系的协调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永续发展,这一理论应该说与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请您解读一下社会地球观。


    刘:社会地球观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基础上,凭借地学和地学史的理论功底,从系统论的角度,透过哲学、地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的综合视角考察社会地球问题,探索人类社会与地球之间、社会系统与地球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方式及其规律,揭示人类对地球依赖与失调,守恒与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和人地守恒与牢固联系的客观规律。其核心是构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当今人类社会正面临所谓人口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下,更需要从马克思的社会观和科学发展观考察地球科学社会化的总体规律,以保证人类社会与地球的稳定联系和协调发展方式,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地球科学的发展。社会与地球之间始终存在着依赖与失调、守恒与发展的矛盾,始终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这种依赖与失调、守恒与发展的社会地球观问题。随着人类社会对地球表层获得可观察变量与可控制变量的迅速增长,人地之间的联系便以科学和技术为纽带而牢固地向前发展。这种人类对地球的依赖和占有的可控能力在人地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趋势:培育式和掠夺式。前者是人类以选择和迁移的方式寻求适宜的地面环境,并通过精心培育,建立人类与地球之间的协调关系,其中农业是这种稳定关系最早的纽带。后者是人类以掠夺地面环境的方式,例如在史前时期,以使用石器和火作为工具,破坏森林等。这是人类与地球之间最早的依赖与失调的矛盾,但那时人类面对的是巨大的地面环境和自然体系,通过选择调整人地之间局部的不协调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但积累到15世纪后,随着欧洲的技术、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推动了工业和商业的大发展,改变了人地之间的关系,加深了人地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并形成更加复杂的联系。世界范围内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猛增,形成所谓的资金密集型、劳动力节约型、能源和资金密集型以及科学和文化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一方面增强了人类社会对地球的依赖;另一方面又日益深化着人类与地球的失调。地球科学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发生深刻变化,人地关系失调的加剧也正在向当今人类社会提出挑战。探索人地之间协调发展的模式,理所当然引起全人类的关注。这一问题的核心便是寻求人类社会与地球之间守恒发展的规律。社会依赖地球的日益增长是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反之,日益增长的依赖又伴随着日益加深的失调。依赖与失调的对立统一,守恒与发展的对立统一,就是社会地球观的全部问题的中心,人地之间守恒与牢固的联系正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发展的核心又是系统论社会地球观产生的系统效应。现在,可持续发展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但不难发现,如果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发展能够遵循 “社会地球观”理论,那么可能今天已经走出了一条更科学的、可持续的、低碳的发展道路,粗放增长、人地关系紧张、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问题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和紧迫。


    张:中介论与相似论是您在地学史与地学哲学的研究与教学基础上构建的哲学体系。前者是在多年跨学科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认识论;后者则是在交叉学科理论视野下所阐述的一个全新的方法论。有学者认为,对传统哲学富有挑战性的中介论与相似论的哲学理论体系,与20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也有着相互对应、相互促进、相互启发、相互补充的关系。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而且对于研究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请谈谈您的研究体会。


    刘:中介论与相似论其理论根源均来源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经典原理和毛泽东思想中唯物辩证法理论的智慧结晶,从而在自然与社会的中介性和相似性、中介和相似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与思考中,力求以扬弃的态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看过《中介论与相似论》的读者都明白,过程论是研究任何事物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中介论是研究任何事物变化、发展的中间联系环节或中间过渡状态的性质、意义和作用的科学;相似论是研究任何事物变化、发展中的相似原理和方法的科学。矛盾即过程、历史即过程、真理即过程。实践论、矛盾论、过程论三者是完全一致的;一切事物互为中介比比皆是,无论是从规模、系统还是层次上看,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都存在着互为中介的结合、渗透等极为普遍的现象,并由此构成客观物质世界的多样性、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功能的综合性。在数学相似论、物理相似论、化学相似论、生物相似论、技术相似论、思维相似论等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出现哲学相似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研究进展。中介论与相似论要求我们重视过程,肯定中介,承认相似。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必然经历一个矛盾的、历史的过程。例如,人类对地球的认识,从古代朴素的感官认知到近现代科学的论证,从梦幻的想象到理性的认识,分别经历了生物地球观、地学地球观、物理学地球观和宇宙地球观的发展历程,而人类无法跨越这一自然和历史的客观规律,只能在过程中逐步探索和了解地球。上世纪50年代因忽视过程而盲目开展的极“左”路线运动——“大跃进”,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经济灾难;现在某些地方所提倡的“跨越式发展战略”,本质上也是一种只注重短期经济效益的“单项突进发展模式”,必然会带来低经济效益、高资源消耗、重环境污染的恶果,也将对资源、环境和和谐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中介论既否定极左,又反对极右,认为中介现象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无论是哲学、地质学等的研究,还是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都必须尊重中介现象及其规律。改革开放前中国过于强调全民所有制这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形态,忽略了“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中介形态,致使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沿。改革就是要使两种对立的经济体制模式互为中介融合或过渡,达到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任何规律都具有一定的性质,都具有共性和必然性以及稳定性、可变性。相似现象及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这要求我们分析和把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相似性、趋同性,从而做到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在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因为过于强调数量的增长而忽视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本逐利、经济利益最大化、畸形竞争等的规制,导致了大量负外部效应,如前些年的的苏丹红和毒奶粉、地沟油事件等,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所以中介论与相似论,本质上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张:早在1986年您就提出了开发大西南、发展西部的观点。《刘茂才文集》第三卷、第四卷和第六卷都有相关文献收录,第八卷从东西部优势互补战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经济带动区域发展、农业发展的现实与选择,以及科技投入、资本投入、国企改革、对外开放、生产资料供给、发展优势产业、西部与欧洲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全面地对西部大开发展开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21世纪初掀起的西部大开发热潮,就是您和若干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不断呼吁,最终得到党中央认可的结果。请谈谈在那个政策向东部沿海倾斜的年代提出开发大西南、建设西部的意义。


    刘;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和成渝走廊振兴的研究,实际是在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发展趋势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开展的。在那个年代提出加强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建设至关重要。我们始终强调加强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重要性,这也是社会地球观中所折射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体现;而打破区域封锁、促进长江流域金融一体化、贸易市场一体化、交通一体化的区域大市场,无论是对于我国后来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还是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战略,都十分必要。认识大西南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经济开发规律和特点,首先要正确认识其战略地位。大西南沿海、沿江、沿边,与南亚、东亚接壤,国境线长度达5000多公里,处于既属于内陆又属于边疆的特殊地理位置,在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中既是重要的战略后方基地,又是一个重要的前哨阵地,是实行全方位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过1950年代至1980年代30多年的建设,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不仅有能力为全国提供丰富的能源和原材料、技术装备,也有能力广泛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所以,针对当时高度向沿海倾斜的区域发展政策,我认识到这不仅难以实现生产力诸要素的优化组合,而且必将加剧区域间的不公平竞争,严重制约各区域间优势互补效应的发挥,降低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使东西部的整体差距日益加剧。任何一个地区经济活力的增强,关键是增强高智力和高科技的活力,在将高智力“硬化”为高技术产品的过程中,实现东部和西部的人才、技术、资金、管理、资源的优势互补。根据这一看法,后来在比较东西部发展差距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应重视新经济即网络经济现象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应重视对西部区情的再认识,从特色经济上寻找切入点,实现四川乃至整个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战略目标的看法。


    张:由于工作的需要,您自1980年代初中期即开始关注智力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宏观智力论》专著的问世,是这一理论体系诞生的重要标志。 我看《宏观智力论》感觉从多个维度而言都很有力度,对中国智力开发的规律和特色确有着宏观的、系统的、综合的考量,包括智力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的关系及其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成了您的主要研究对象。平时的工作接触中也能感受到您对“人才”“高科技”“智力开发”等的重视。在当前中央决定实施国家人才战略计划,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自主核心技术和品牌的背景下,能和读者分享一下宏观智力论吗?


    刘:宏观智力论是以智力哲学、智力社会工程学、智力经济学和以“智力取胜”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学为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唯物辩证法、系统分析法、交叉科学移植法、数学分析法、文献诠释法、历史比较法等一系列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定性与定量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力开发理论,该理论不仅涉及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还涉及心理学、工程学、数学等学科知识的运用,是一门跨越众多学科领域的新兴学科。智力哲学是从哲学的高度对智力诸方面的内涵及其外部联系,对智力自身的矛盾运动以及智力自身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矛盾运动作出概括和总结。智力既能表现为一种心理行为素质和智力心理过程,同时又能表现为一种智力社会行为。这种行为也称为智能行为。对智力心理的研究已经较为完备,而对智力进行社会工程学的研究,相比之下则显得微不足道。智力社会工程学也称智力开发工程学,是一门多学科渗透的综合科学,其研究的指导思想在于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是将智力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现代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揭示智力系统及其子系统如智力开发的主体系统、客体系统(开发对象)、手段系统(主要是各级各类教育),及智力工程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转化、作用的机制和特点,探讨智力结构的合理性和智力开发的有效性,这与一般的人才学是有区别的。同样,智力开发工程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智力开发也有区别。后者侧重于运用传统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智力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开发的一般规律与特点;而前者既重视运用传统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定性的研究,探索智力开发的一般规律特点,更重视在定性揭示的基础上运用先进的系统工程理论,如规划论、对策论、库存论、排队论以及预测与优化理论等,利用计算机软件建立量化模型,从而实现定性与定量结合。智力经济学这一理论的建构是基于马克思的商品理论、剩余价值学说等理论而提出的,主要是研究智力因素在经济事物中的作用、规律、应用形式等,以及如何促进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优化配置的科学。推动社会进步的智力活动必须遵循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这体现了智力活动的客观真理性原则。不仅如此,智力活动又是有着重要价值性原则的社会行为,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特别是智力劳动所导致的经济行为促进了人类劳动质量和劳动效益的显著提高,因此,找出智力活动的客观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建立智力与智力劳动的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责任。智力经济学中提出的关于促进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优化智力资源配置等,实质上是要求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包括人才市场等的建立健全。其内在要求是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由于智力劳动具有区别于体力劳动的明显特点,表现在潜在性、独立性、探索性、创造性、艰巨性等方面,因此,智力产品(知识产品)除了具有一般商品的价值属性以外,其使用价值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表现在服务性、全球性、持效性、精神性等方面。智力产品的商品性决定了智力技术和人才智力必须市场化。即知识产品的商品性和技术的市场化。智力取胜战略则是探索如何推进全民族的智力投资和智力开发,依靠智力以谋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智力取胜战略、智力投资战略等,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即科学发展观。宏观智力论的确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智力开发“三分法”,人才占有税理论,起用有争议的能人战略,打破单位人才占有制、促进中国各层次人才流动、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才交流市场等理论,在现实中被应用得极其普遍。建立在分析四川省现有智力资源实际拥有量和理想需求量基础上的目标预测、遵循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指导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四川省智力发展模式、基于“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落实“前十年准备,人才问题是核心问题”的四川省智力发展预测和控制、通过了解过去历史和现实基本情况,运用数学模型、计算机等先进的预测手段,对四川省未来20年智力发展所作的科学预测,以及根据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探讨和制定的人才结构层次机制、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和专业配置政策建议,如四川智力发展模式的构建与分析、四川智力发展预测和控制、关于高等院校教师队伍结构的预测与控制——以成都地质学院为典型实例分析等,都是基于宏观智力论的理论基础而形成的一系列对策研究报告。


     张:人类正面临资源、气候、生态、环境、人口的文明危机与文明挑战。在《刘茂才文选》第十卷中,我注意到您关于文明转型与生态文明的论著。在梳理中外文明史的脉络中,您提出现代文明需要转型;在引用社会地球观理论基础上,您呼吁新的生态文明。若干年后的今天,当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共同的选择时,您有何感想?


    刘:人类历史上经历过许多次所谓文明转型,即由于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发生重大变革而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及相关的文化价值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文明转型都伴随着战争与流血,伴随着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伴随着国家民族关系的巨大调整。工业文明是以科学技术的优势对自然资源采取掠夺的方式以寻求发展,从而满足人类对财富急剧增长的欲望,这便是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开采挖掘地下深处的几百种矿产资源,将其转化为人类可支配使用的财富,从而支撑了人口的新一轮膨胀。又经过几百年的内外战争,逐步建立起以自由企业为中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占世界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和60%以上的天然气,以及50%以上的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全球各国、各民族间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为获取资源与市场,工业文明的先导国家以枪炮打开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大门,迫使一切后进民族走向工业化之路。近代中国为实现民族的平等和国家的发展,进入了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期,代价是百年动荡,内忧外患,血流成河。然而,到今天,人类正共同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转型,如果没有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没有新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的革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将迅速激化,人类有可能越不过这次文明转型的门槛。就中国而言,国内资源再也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增长,生态环境更难以支撑目前这种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如果继续沿着这样的发展模式走下去,将难以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将难以解决区域分化和阶层分化的矛盾,将难以解决全球环境恶化的矛盾。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大力发展节能产业和低碳经济。


    张:在我将您的文献做了一遍梳理,整合了您的学术思想内核之后,我发现,尽管您的学科跨度很大、很交叉,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文学创作;社会科学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但无一例外围绕经济学或者说围绕经济问题这个轴心,这从您的理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效用以及自1980年代以来各个时期关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中都能明确地反映出来。


    刘:你讲得非常对,本人的学科领域确实非常宽,但每一次学科的转型,都与经济学、哲学有关,严格讲,都是围绕经济这个轴心而展开的,而研究与思考经济问题需要哲学思维。我认为哲学领域内中介论与相似论,应当说是对传统哲学富有挑战性的命题。如果说在理论上有一些贡献的话,我认为中介论与相似论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命题,其次就是整合论和西部开发论,还有就是宏观智力论,即所谓的“四论”。我要强调的是,其实我在所述领域内,只能说是一个刚入伍的新战士,我要永远保持一个新战士的心态,求新求异。追求完美,追求最好,一直是我向往的目标,我要为此而追求,为此而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就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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