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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
2017.01.04 | 作者:经记 文章来源: | 浏览:189309

      今年以来,全国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民间投资的疲软让人忧心。其下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下滑态势?自2015年股灾以来,中国股市一直备受关注,如何进行改革保证其健康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哪些创新发展,能够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请他解读中国民间投资下滑之谜、A股市场发展之路,详谈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路径。

 

       我国现在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

       记者:今年以来,中国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在你看来,为什么民间对未来的投资信心不足?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

       姚洋:民间投资增速下降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周期。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一直不承认中国有经济周期,实际上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从1992年到现在,中国经历了两个大周期,四个小周期。第一个上升期是1992-1997年,邓小平南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飞速增长;1998-2003年,通货紧缩,经历中国式的衰退;2003年底开始新一波增长,这一波增长持续时间较长,原本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应该跌下来,但是中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让经济增长延长到2010年;从2012年开始进入下降期,现在处于衰退期的底部。基本上7年一个小周期,14年一个大周期。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民间投资下滑是短期情况,不能用长期的方法治理,现在总是把长期和短期的问题弄混,所以方法找不对,比如银行不给民营企业贷款,长期就是这样的,而派督导组督导银行放贷,是拿长期的办法来治短期的问题,不行的,一定要找到短期的办法,短期的办法是什么?

      目前来看,民间不愿意投资,国有企业投资基本上也是浪费,居民消费也不可能飞速增长,如果让它飞速增长,就是积累债务。零首付是有一定危险度的。我觉得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加杠杆,再扩大一点赤字,在这种关键的时候,3%的赤字太低,我觉得短期应该扩大到5%-6%,让地方政府发一点国债,国债可以做两方面选择,一方面地方政府投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购买剩余库存。房地产库存那么多,有那么多老百姓需要改善住房,地方政府可以购买后再低价卖给老百姓。

      李克强总理提出“三个一亿”,一亿进城人口的户籍问题,一亿棚户区的改造问题,一亿新增进城人口的城市化问题。这三亿需求,房子不太可能有剩余。七亿库存除以三亿人口,人均住房只有2平方米,怎么可能有过剩库存?关键还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怎么解决?就要政府去做,全社会的钱重新做一下分配,由未来出生的孩子承担成本。

      记者:很多库存其实在三四线城市,一二线城市其实没有多少库存了。

      姚洋:需要给一定的激励,如果三四线城市的住房很便宜,可能大家就会买。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愿不愿意回去?如果有了激励,可能有些人愿意回去。一些三四线城市并不是就在不发达的地区,比如嘉兴距离上海很近,嘉兴有剩余库存,去嘉兴也挺好,我相信边际上会有人调整的。这就是经济学的用处,我们一般认为这些人不会离开一线城市,是的,绝大多数人不会离开,但是边际上的人会离开。

      不指望一线城市的人都回去,二三线城市还有那么多城市化的工作要做,还有那么多棚户区要改造,包括北京,有潜力可挖。

 

      政府应增加投资基础设施

      记者:中国经历了几个周期,之前的迅猛发展是因为一些改革或者外部激励,目前你觉得有哪些新的发展动力?

      姚洋:中国人总提发展的新动力,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这个词本身就有点可笑。美国这么多年经济在波动,哪有新动力,这就是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本身就存在,中国现在人均收入8000多美元,你说我们就停滞了,没有动力了,这是不太可能的,还有很多领域可以开拓,如果非得让我说新动力,城市化本身就是动力。

      记者:是否需要一些改革释放红利才能发展呢?

     姚洋:不一定。比如美国没什么可改的,照样还在发展,靠的就是技术进步的推动,每年有2%的经济增长,当然中间有波峰、波谷,平均围绕2%波动。美国是成熟经济,进入了稳态,完全靠技术进步推进经济发展;但是对于一个赶超型国家,中国不仅有技术进步,还有投资,增加资本存量本身就会增长。

      记者:但是民间投资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

      姚洋:可以政府来投资,可以多投基础设施,不要再去投工厂。以前的政府投资,一开始是汽车,然后每个城市搞光伏,生产钢铁,过剩严重。现在地方政府不太可能再进入过剩的行业,但是可以改善基础设施,做PPP,和民间资本一起投资新经济部分。我不主张用发债的钱投资实业,发债的钱就应该建设基础设施,改善民生,购买过剩的住房,这些领域不会扭曲经济结构,但是会刺激消费、刺激投资。

 

      柔性干预市场,而不是直接干预

      记者:今年,万科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此前你对政府在万科事件的不作为表示了赞许。现在放眼中国经济的发展或者改革,你觉得政府在哪些方面的行为值得赞许?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姚洋:万科事件中,宝能、华润都没有明显违规,既然都是在法律框架内,我觉得政府就不应该干涉,等着诉讼到了再过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是构造公民社会非常好的契机,大家都参与讨论,事件变得娱乐化挺好。

      相信大众、相信媒体,最后理性、正直的声音会占上风,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建设。这种事件给社会、市场更大的讨论空间,对整个公民社会的建立、法律意识的建立、责任的建立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监管部门的克制、政府的克制,都值得赞赏。

      记者:往大的方面看,除了万科事件,政府还有哪些方面需要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市场决定?

      姚洋:我觉得政府做事情太急,总想立即见成效,而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其实都是比较缓慢的,政府如果急着去干预,最后会欲速则不达。比如刚才提到的民间投资,如果政府急着督导,银行硬塞钱给企业,又会出现当年四万亿的情况。当年,温州其实已经发生金融危机了,很多老板当时不想投资,但是银行说必须投,老板们不明白,政府让投就投,最后亏损了。

      现在不能再干这种事,要柔性地干预市场,不能直接干预。社会也是一样,一说要搞社会建设,政府马上就去管,这不行。公民社会的建设,就是靠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像万科事件、雷洋事件。总体来说,我觉得政府应该相信社会、相信市场、相信法律。

      当然不是说制定的法律都是正确的,比如在万科事件上,法律是有问题的,法律对创业团队的保护是极其不够的,但是现行的法律就是这样的,改变法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可能要三至五年,这个可以让学者先去讨论,讨论完之后,再看是不是修改法律,不能说有问题,一下子就把法律改了,那就乱了。

 

      推行注册制改革扩容股市

      记者:之前股市的注册制改革炒得沸沸扬扬,近期好像销声匿迹了,你一直坚持认为注册制改革要继续推进,但是现在资本市场这么低迷,监管也跟不上,如果现在推进注册制改革,整个市场可能有大的波动,你对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姚洋:首先,注册制改革讨论了这么多年,本来决定要改革,说明大家对它的好处有充分的认识,现在为什么退缩?我实在不懂。说怕影响市场,现在市场已经坏到这个地步了,还能怎么坏?再者,股市的涨落和实体经济关系不是很大,我们要引导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让更多的企业上市,发新股,筹集资金,然后转移到实体经济,所以我觉得股市还是要通过注册制改革扩容,扩容到1万家左右,股市的厚度增加了,操纵股市就很困难,也不可能看到像去年一样暴涨暴跌的现象。

      记者:监管有什么需要改进?

      姚洋:我觉得监管没有太大的难度,现在都是电子化,很容易监管,一举一动都能知道,比如万科倒手多少次,哪些机构在倒手,完全可以很快知道。当然纪律要增强,ST开头的公司必须下来,不能停在那里,如果企业多了,地方政府没法干预。

      记者:现在很多停牌的ST公司,复牌好像很容易。

      姚洋:是的,要手起刀落,推出更严格的机制,不能停牌又复牌。不仅仅是注册制改革,还有上海的科技创新板,我觉得类似的还要再增加,中小企业、创新企业需要有一个地方上市,筹集资金,这就是鼓励经济转型。我们总说经济要转型,要搞新经济,总得有些手段,资本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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